浏河公墓,浏家港陵塔,皇家陵园,

 在殡葬服务递送机制方面，要体现社会福利服务的公益色彩，充分发展递送殡葬服务的社会化机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殡葬服务具体提供的文化性较强，并体现着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特征，故定要格外注重与我国具体国情紧密结合。具体而言，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殡葬文化具体特征等决定了殡葬服务建设的国际借鉴要扬弃不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内容。例如，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土地私有制，其殡葬设施尤其是墓地设施具有根据土地所有者意愿建设的法理基础;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在根本上要求土地的使用必须重视公共利益和人民权益，利用土地这一重要公共资源来进行建购豪华墓等个人炫耀性殡葬活动是定要严加禁止的。

    当前，在我国殡葬领域，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的交织形成了政策制定者和既得利益者不约而同事实合谋的畸态。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这种不约而同的合谋是强势部门利益和逐利行业利益交织的必然结果。我国殡葬服务递送制度的完善首先需在构建各管理部门真联实动机制基础上，真正打破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的藩篱。否则，即使殡葬服务递送制度规定再完善，也是没有“坚硬牙齿”的机制，难以真正做到有效落实。具体来看，应理顺公共部门、社会和市场在殡葬服务递送中的关系，提升殡葬行业的水平，增强殡葬服务的公益性。

    为有效维护殡葬安全，建议借鉴殡葬服务提供中政府、社会和市场合理分责的国际启示，同时考虑到我国土地公有制和土地安全，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和分布状况，对火葬场、墓地等殡葬重大设施进行合理规划和建设，由公共部门经营，保障殡葬技术服务的公共性，特别是要祛除城市公墓的经营性，保障其公益性。对其他殡葬服务尤其是殡仪服务实行有效的社会化或市场化改革，引人主要面向社会大众提供基本殡葬服务的优质公益性社会服务力量与主要面向少数需求者提供高档殡葬服务的优质营利性民间资本，且给予二者差别化的公共支持，并通过有效的政府定价、经营许可、负面清单管理等规制机制与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使这些殡葬服务价格合理化。随着殡葬文化和习俗的逐渐理性化，最终实现技术服务之外的其他殡葬服务递送者以公益性社会组织为主、营利性殡葬企业为辅的格局，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公益性的殡葬服务。此外，对军人等具有特殊贡献的群体，建议由公共部门提供专门的殡葬设施和殡葬服务。

    此外，为通过社会化机制进一步增强殡葬服务递送的公益性，有必要充分发挥乡村自治的作用。作者调查发现，中国北方一些农村以宗族或熟人社会为单位，由1-2名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成员来组织殡葬活动。近年来，这些地方殡葬活动组织者的出生年代结构呈现出一定变化，一些20世纪70年代出生者开始承担其所在宗族或熟人社会殡葬活动的安排任务。较其长辈，这些组织者观念更开放，他们有的注重摒弃殡葬活动中的“吹拉弹唱”等消费活动，并通过与其他成员达成共识，将简化后的殡葬程序作为本族或熟人社会需遵守的殡葬活动标准。

    这体现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新一代成员登上农村自治舞台，使农村殡葬观念和殡葬活动更加符合公共政策理性。在未来，随着出生年代更加靠后的成员成为农村的主体自治力量，农村殡葬观念和活动会更加合理。建议出台积极的公共政策，对上述农村殡葬活动的自治简化给予资金支撑，让传统自治办法与现代公共机制有效结合，形成社会化机制，实现这种自治简化的升级。需要注意的是，公共资金的输出路径和对象要合理，谨防出现因利益问题破坏农村殡葬自治简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