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观点三，先王制礼亦需权衡，固然不错，不过这种“权”，对于凡人而言不具有方法论意义。这时，如果再把观点三中的时时有权的成分去掉，把需要挪动秤陀一一行为主体的自由意志进行权衡一一的范围缩小到可以进行权衡的境域，那么观点三和观点二本质上就是一样的。因为观点二中，“权”指向的是“变”，观点三中，“权”指向的是自由意志斟酌的过程，实际上，斟酌和变是过程与结果的关系，二者是配套出现的。如前文所述，这可以行权的境域，礼背反道之时。这看似很轻微的条件，其实就将行权的境域限定比较确定了。依旧以现代法律比况，今人只有在明白地看到了法律有问题的时候才会更改想到要法律。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即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发现势己至礼背反道的境地了，《北溪字义》:“非理明义精便差，却到合用权处亦看不出。要足够高明才行，所以常人又在每当行权时而沉溺于习惯。
至于公羊学观点，其实是可操作性最强，相当高明的一种观点。它其实是在观点二的基础上另外添加了一些很严苛的限定条件:“反于经然后有善”“舍死亡无所舍”“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这些重要的限定条件将应该行权的境域从前文所说的范围缩小到更小的范围内。按照这些条件行权，就规避了大多数儒者所担心的一种情况:害怕权字被小人偷去，变成“权谋”“权术”，危害世间。但是，公羊学观点是否就是早期儒家乃至孔子的权观?至少是值得怀疑的。《礼记·丧服四制》:“丧有四制，变而从宜，取之四时也。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然后该文又列举了“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等八种情况，云 “凡此八者，以权制者也”。今观此八种情况没有一种属于《公羊传》所规定的“权”的情况。这八种权固然属于先王制礼中包含的权，毕竟都是取“权变”的意思。而且，依王愕先生之说:“《丧服四制》当成篇于战国中期，且与子思学派有关。”’。则这一证据更是值得考虑的。
综上，我们认为，权就是作为规则的既定礼文背反作为价值原则的道时，对原有礼文的改变，这种改变能够使行为主体依然保持中庸，即合于道，这一改变需要行为主体的德性的自由意志做出高超的判断。
无论如何，观点三将权与中庸联系起来解释，是有道理的。孔子“学一一立一一适道一一权”的表述体现了权的崇高性与困难性，这与他说中庸为“至德”“不可能”的表述吻合，权的地位和中庸的地位正相对应。孔子又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赵纪彬先生认为这一段和“可与共学”章亦可对应。’‘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和“权”又相对。“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中庸》的“从容中道”，意即从从容容地就能不越出规则，就是中庸。在一般境域下，通过礼来达成中庸，这就是“可与共学”章的“适道’，;在某种特殊境域下，只能通过权达成中庸，这就是“可与共学”章的“权”。可见，中庸包含经(礼)、权两部分，权只是中庸的一部分，不过是最难的一部分。
中庸的一个重要内涵是“时中’，，即随时随地皆能处于中庸之境界。
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
孟子认为孔子就是时中的代表人物，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则久，可以处而处，可以止则止’夕，在与古代的几位圣人相比较之后，孟子认为“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正因为孔子能做到时中，所以他是圣人中的圣人。 (((孟子·公孙丑上)))这种观点与孔子本人对时中的看重是相符的。
只有真正将行权做好，才有可能时时处在中庸的境界。
《檀弓》中很多地方讲到权变之礼，如前文论述文质改制时所引到的《檀弓》中记载孔子等人改礼的章节，都属于权变之礼。除此之外，《檀弓》中还有其他章节讲权变之礼的。
陈庄子死，赴于普，普人欲勿哭，缪公召县子而问焉，县子曰:“古之大夫，束倩之问不出竟，虽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国，虽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闻之:哭有二道，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则如之何而可?”县子曰:“请哭诸异姓之庙。”于是与哭诸县氏。
陈庄子为当时齐国大夫陈恒之孙。郑《注》:“君无哭邻国大夫之礼。”孙希旦《集解》:“《杂记》有大夫士赴于他国君之礼，……盖诸侯于他国臣之赴，但遣使毛之，而不亲哭，为其分卑而恩疏也。””显然，让甲国国君哭一个身份与自己完全不相称的乙国大夫之孙，是对甲国的侮辱。“鲁人欲勿哭”是完全符合礼制的。但是当时齐强鲁弱，而且陈恒把持着齐国的政权，如果不哭，鲁国可能就非常危险了。此时，鲁国国君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域:原本礼制所维护的尊卑秩序与国家尊严和国家安全之间发生冲突，势至于不能两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礼对道的背反的第一种方式:该礼之礼意的价值原则和其他价值原则相违背。这时就需要判断哪种价值原则更重要，即优先级更高。鲁人县子选择了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抉择蕴含着县子的一个判断，即维护鲁国国家安全的原则比维护尊卑秩序与鲁国尊严的原则重要，这无疑是正确的。县子的选择是礼之变，即对既定礼制的背反，是典型的权。方惠曰:“哭诸异姓之庙者，哭其非所当哭之人，故哭于非所当哭之庙也。必哭诸县氏，以其礼之所由起故耳。”’3县子的一大段话，以及最后哭诸异姓之庙的选择，都是在己严重损害尊卑秩序与鲁国尊严原则的前提下，对这种损害努力所做的一点消解，可谓周到矣。纵观县子言行，乃是贤者之举。
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
臣称呼以前服侍的国君为“旧君”。孔《疏》认为本章的旧君指:“年老致仕在国者，……三谏未绝，及有故出在他国者。”《仪礼·丧服》明明白白写着，这几种人该返回来为旧君服齐衰三月之丧。古时，这种反服之礼是合道的，可是今时，这种反服之礼不再合道了。因为古时，国君对待臣下是以礼相待的，今时，国君对臣下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完全不尊敬臣下。《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原本礼文背后的礼意消解了。君对臣无恩义，则离去之臣对君亦无爱戴了，文实应当相符，既然实己无，则礼文亦当取消。本章之行权的故事令我们看到礼对道的背反的第二种情况:该礼之礼意所维护的价值原则减弱 (此时礼文不能充分地完成合道的任务)甚至消失(此时礼文完全无法完成合道的任务)了。
综上所述，《檀弓》展示给我们，在一般境域下、亡于礼者境域下、礼背反道的境域下，分别通过礼、亡于礼者之礼、权变之礼，都可以达到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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