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与《仪礼》的联系不言而喻。从篇章来看，《仪礼》的分章特点比较明显和容易总结，通过对仪礼的总体研读，我们可以发现，《仪礼》中的篇目之间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一篇所涉及到的内容基本都是与题目紧密联系的，所记述的内容都是紧紧围绕主题进行的，每一卷都是针对一个具体的礼节所进行的具体逐步记述，其内容虽极其详细繁琐，但仅就各篇而言，其主线又是极其明显的。所以，在《仪礼》的记载中，几乎不存在几个内容相互穿插的现象，故提取内容则相对比较容易。其中，谈及丧礼制度的部分便无外乎之前提到的《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和《士虞礼》四篇。而在每一个具体的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体例书写特点都是对一个具体礼节的详尽记述，几乎没有任何更深层次的解释说明，每个礼节，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目的等基本无任何的交代，仅《丧服》一篇有传记。所以，《仪礼》总体来说仅仅是一部礼典，而并非一部礼书。关于礼典和礼书，沈文淖先生在其著作《宗周礼乐文明考》中曾讨论过，他认为:“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各种才L典，我们称之为‘礼书’，是记录‘礼物’、‘礼仪，和它所表达的礼意的文字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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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沈文悼先生将现在所见的《仪礼》十七篇认为是礼书的残存部分，但是按照其所给出的这个概念来看的话，笔者认为《仪礼》更应该是属于礼典的范畴，而《礼记》才更加适合礼书的范畴。因为，就《仪礼》而言，它仅仅是对礼仪的单纯性地、一板一眼地记述，更应该说是以文字承载和表现的一种礼典。而《礼记》则是对礼典背后的一些意义和原则的思考、讨论和解释。礼书的作用更应该表现在礼意之上。正如王文锦先生所言:
“《仪礼》记的是冠、婚、丧、祭、饮、射、燕、聘、巍的具体仪式;《周礼》是通过记述三百多种职官的职务，从而展开对社会政治制度的设想;而《礼记》的内容则侧重于阐明礼的作用和意义。”
这可以说是《仪礼》和《礼记》的本质不同。但是，《仪礼》和《礼记》之间的紧密联系，历来学者皆定义两者为经传的关系，这更是无可厚非的。宋代朱熹撰《仪礼经传通解》便取《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有所记载礼的内容均附于其后作为注解。另沈文淖先生云:
“二戴所记《礼记》是《仪礼》残存十七篇以及已侠若干篇的传记，即皮锡瑞所谓‘弟子所释谓之传，亦谓之记，(《经学历史》二)。非常明显，它是根据《仪礼》书本来解经所未明、补经所未备的……”
沈先生还根据其老师曹元弼对《礼记》内容的分类指出，《礼记》四十九篇中，三十一篇是属于礼类的部分的，是《仪礼》的传记。
同时，在笔者看来，《礼记》却是有着两种身份的，一方面，《礼记》确实是《仪礼》的传解书籍，虽然《仪礼》中的记载，仅仅是对礼节的单纯记述，但是，其之所以如此的各种细节的规定也并不是凭空而有的，都是有一定的讲究和内涵的。比如，五服制度的等级性是通过一些丧服布料的选取、丧冠的升数、有无丧杖、以及服期的长短、居丧时的言行举止要求等等各个方面来体现的。并且，丧礼制度从古至今也是有一定的一般性的原则和意义作为指导的，这些都在《仪礼》中没有谈及，而《礼记》可以说是对《仪》所记载的礼仪背后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解释或说明，并且，也有极大的补充填缺部分;另一方面，《礼记》也是它所处时代的一部礼书，记载的是当时的一些礼数现象和内容，不可避免地是当时的人们以当时的思想和思维对《仪礼》的解读，并杂揉了对当时所处时代的一些社会礼数现象的记载和看法。比如在《檀弓上》、《檀弓下》、《曾子问》等诸多的篇章中都谈及到了很多的“礼之变态”的问题，这也便是本文的研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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