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感应章》:“孝梯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顺是一种美德，孝感神明带来的超现实回报推动了这种观念的持续践行。邢许元妻郭氏，三十岁夫亡，亲老子幼家贫。“氏以女红资日用，奉养无阔……初氏病瘩，迫翁姑段，丧葬后，时子己成立，语忽出声，人咸谓天报。”郭氏天生有哑疾，因守节孝养而能够说话。寻-'绩父丧，“抚枢长号，以身系绑，谓从者曰:‘事且不测，汝等各乘小舟逃生，我将与枢存亡矣。’顷之风涛顿息。”在寻奎绩与棺枢共存亡的孝心感应下，风波得以平息，换来安宁。张养心母被贼害弃于水中，“痛母死非其命，号痛不欲生。贼念其孝，释之。”凭借孝道感动贼人获释，更具真实性和可信性。除对孝子的善报外，还有祥瑞现象发生。周逊母丧，庐墓三年，屏绝人事，有桃生墓侧。毛汝尹母丧，庐墓三年，孝思所感，墓侧有双穗之祥。虽然没有得到具体的福报，但是祥瑞现象带来的模糊又美好的寓意，实际上扩大了孝感的范围。若践行孝道后，没能取得实质性回报，不是孝感失灵，而是化作了好运象征的祥瑞。

    一般认为，孝感观念脱胎于孝道思想，融合天人感应、佛道报应说形成。运城地区明清时期出现的孝感现象多是为针对个人的现世善报，属于正向激励。它不同于丧葬中其他驱恶求善的举动，诸如请佛道为亡者超度是为洗刷其生前罪恶，为生者祈福。同样的，看风水择墓地和葬期，是出于避免意外发生的目的，并希望恩泽后世。以上行为对当下的关注较少，受众较多却很模糊，求善的同时也在避害。但是无论孝感、超度和风水，都带有迷信色彩。

    现代社会一说迷信，就会被理所应当的放在科学的对立面，与无知为伍，具有非宗教性、非理智性、无意识性及文化制约性等特征。7但是，一切真实的学问都是涉及迷信研究和破除迷信的。迷信在我国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存在成本较低维持了其生命力。就认知而言，迷信大多来自类比思维，两种行为不必随时相伴出现，只需偶然间同时出现并产生意外效果，就足以让人自动在思维中将两者产生关联。正是弗兰兹·博厄斯(FranzBoas)所说的“异类性质的联想”，即每一自发行为都有根据它有规律地出现时人的精神状况来建立自己联想的倾向。应用在丧礼中，郭氏女病除跟居丧守礼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一旦对这两件事进行有意无意的关联后，就会在潜意识中埋下“经验”的种子，同种事情偶然发生多了，也就转换成了因果关系。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可能会对此深信不疑，其实，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也不可避免。他们对俗的习惯性接受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真诚心态都会使其产生“或许真的有一些内涵藏在这些思想行为背后”2的猜测，不自觉的接受了迷信。自宋以来，礼下庶人，礼法和礼义也在不断删改失去了原貌，隐藏在丧葬礼俗中的迷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传统丧礼在明清地方社会得以保留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