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在出家之前有求仕之意，因此认真学习了儒家经典。在《五言妙喜寺达公禅斋寄李司直公孙房都曹德裕从事方舟颜武康士聘四十韵》说“墨家伤刻薄，儒氏知优劣”，，可知儒家曾经指导着他的价值观。他的思想中的儒家色彩，一直到晚年编著的《诗式》中仍然体现得非常明显《诗式》卷一说:“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著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这是在经学和诗教的背景中确认诗歌的价值的。《诗式》卷四《齐梁诗》说:“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素、刘长卿、李嘉枯、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迄今余波尚寝，后生相效，没溺者多。大历末年，诸公改辙，盖知前非也。”显然，皎然对齐梁文风及中唐的“窃占青山白云。之诗风的批评，所、爵‘诗道初丧”云云，也是在儒家诗教的意义上来说的，这种思想要求诗人关心社会、注重世道人生、发挥诗的现实精神，几乎与他的宗教信仰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孔子的“仁，.包含着爱民的观点，比如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能行五者(按:即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孔子的“仁”的思想，体现了一种民本主义精神。孔子认为对被统治的劳动者实行宽惠政策，也就是实行德政，比如说，他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反对统治者无节制地剥削人民;反对实行“不教而杀”朋的刑罚的苛政，主张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等等。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种民本思想的线索。孟子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的命题:“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1}把百姓看作是国家的基础，他们的利益高于一切。所谓“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云，则是要求统治者推己及人，把血缘的感情运用到政治上来。
这种“仁政”思想，在和平时代，体现为一种仁爱、公正和宽容的政治理念。皎然在《乌程李明府水堂观元真子画武城赞》一诗中说:
咫尺之内，天高水清。月疑山吐，风恐松声。
晴雨云住，春冬草荣。比公为政，德暖生成。
盛烈晖晖，双扬厥灵。
前六句描写的是清平和谐的景象，它们象征着社会的安宁，而这种安宁乃是实施“仁政”的结果:“比公为政，德暖生成。”又，《赠李中垂洪一首》云:
政用仁怒立，r由赏罚明。这里，皎然更明确地要求实施“仁恕”之政，以公正的赏罚加惠于百姓。
儒家的“仁政”思想，在战乱年代，则体现为对和平的追求，对民生疾苦的真切体会。皎然《苔溪草堂自大历三年夏新营泊秋及春弥觉境胜因纪其事简潘垂述汤评事衡四十三韵》云:
吾嘉鲁仲连，功成弃硅璧。鲁仲连是战国时代的儒家人物，善谋策，常常周游列国，为仁政游说，反对战争。秦军包围赵国的首都邯郸时，他以利害进说赵国的平原君，劝阻尊秦昭王为帝。皎然对他的嘉奖，也是对儒家“仁政”思想的认同。不仅仅是游览，而是排难解除。
皎然非常关心黎民百姓的困苦，这既然可以说是佛家的慈悲精神之体现，同样也是儒家的“仁政”思想的反映。《五言同薛员外谊喜雨诗兼上杨使君》云:
积旱忽飞封，黑民心亦倾。郊云不待族，雨色飞江城。
燃稼灌又发，败荷滋更荣。时随雾毅重，乍集柳丝轻。
一宿恐鱼飞，数朝征鹤鸣。毒署澄为冷，高尘涤还清。
乃知阴莺数，制在造化情。及此接欢贺，临风闻领声。10$“积旱忽飞澎”，百姓怎能不欣喜若狂。当郊区的云还不及聚集起来的时候，满江城的人们似乎己经感觉到了甘霖的降临。一个“飞”字，把人们对雨的强烈渴望表现得十分生动。有了这场喜雨的滋润，枯稿的庄稼开始重新生长，衰萎的荷叶更加茂盛。总之，一切都沉浸在欣欣向荣的气氛之中。酷暑己消，飞尘已清，人们便更有了一种难得的好心情。诗人的心完全与江城百姓的心融合在一起，同悲苦，共欢笑。
(2)诗教
“诗教”是儒家诗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礼记·经解》引孔子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诗教”之“诗”，最初是指《诗三百》。“诗教”说的是《诗三百》在教化人民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后来的儒者把“诗教”的“温柔敦厚”与孔子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及“思无邪”等在意义上联系起来，就成了诗人在对待君父、政俗等重大问题时所应采取的立场、态度，以及情感表达的适度中和。
皎然论诗，亦以“诗教”为归。皎然曾经说道:“西汉之初，王泽未竭，诗教在焉。昔仲尼所删《诗三百篇》，初传卜商。后之学者以师道相高，故有齐鲁四家之目。”t}z这里似乎仅仅是复述了一个经学常识，然而任何复述都隐含了一种倾向性。在这里，皎然其实表达了对“诗教”的认同态度。其a诗式。序》云:
泊西汉以来，文体四变。将恐风推寝泯，辄欲商较以正其源。今从两汉以降，至于我唐，名篇丽句，凡若干人，命曰《诗式》，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若君子见之，庶有益于诗教矣。
皎然在此声明，“恐风雅寝泯”而欲“正其源”，是自己作《诗式》的动机和目的;“有益于诗教”，是对自己的著述的价值认定。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装饰性的声明，并不能说明皎然作《诗式》的真正趣味所在，亦不可依此判断其真正的价值，但是无论如何，皎然既然有如此声明，则至少在观念上仍然认同儒家“诗教”的主导性和原则性的地位。
事实上，皎然对“诗教”的接受并不完全是表面性的。《诗式》中“辨体一十九字”条中的所谓“贞，放词正直曰贞’，，“德，词温而正曰德”;“诗有四不”，“诗有三深”，“诗有六迷”中，反对“怒张”、“诡怪”、“虚诞”，多少都融入了儒家的“温柔敦厚”的中和思想。至于说:“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呢“诗教殆沦缺，庸音互相倾。忽视风骚韵，会我夙昔情。”’的如此等等，无不推尊风雅，以为典范。
当然，皎然对“诗教”的接受并不狭隘。他认为诗歌有它自己的演变历程。风雅固然应当推尊，但是亦不必独尊，不惟楚骚可与之并列，两汉以来的乐府、古诗、文人佳作，名篇丽句，都是对它的继承与发展，都具有诗的本质和功用。因此，对两汉以后的诗歌进行研究，也同样有功于“诗教”。这么一来，“诗教”的内容，与儒家的传统说法相比，不仅大大丰富了，似乎在性质上也改变了一一它的内涵扩展为对诗的特殊本质、特殊规律、特殊功用乃至特殊的演变历程的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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