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白银时代的宗教文学批评学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最为可贵的价值正是体现在他对民族宗教性的强烈认同与精神信仰的无限崇敬上，而且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学批评理论，白银时代的宗教文学批评学者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阐释一个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美国学者韦勒克就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史概述》中指出:“梅列日科夫斯基和‘激进的’批评家们辩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而是象征主义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是充分认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意义和艺术重要性的第一个人，是他第一个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激进派批评家们简单化的政治评价和作家最亲近的追随者们的拘泥于字面意义的咬文嚼字中解放出来。”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阐释是在与托尔斯泰的比较研究中进行的，在他看来尽管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也充满了对上帝的忏悔和对基督的热爱，但他思想的表达更多地采用简单化和直线性的方式，单一的说教使得托尔斯泰的创作脱离了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梅列日科斯基把托尔斯泰比作“虚弱的巨人”，“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中是什么革命也出现不了的”。相形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从最为寻常的生活细节中反映深刻的宗教情结，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个伟大的神秘主义者，所以他感觉得到现实的虚幻性:对他来说，生活只是一种现象，只是一块幕布，幕布背后隐藏着人类永远也无法了解的情况”。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从看似平常的生活细节中，展示出神秘的宗教气息，表面上对现实生活状态的忠实写作，背后隐藏着作者隐秘的宗教特点，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基督与敌基督的矛盾对立面都融于其人物的角色塑造之中，表面上看来是作者刻画的人物的双重性格，实质上则是不同宗教观的内在冲突。以此，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观从根本上与自己要建立的“新宗教意识”(本文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论述)是一致的。此外，许多宗教文学批评者还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具体作品和部分章节中去发掘隐秘的宗教主题，并借此阐释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宗教思想，这其中就包括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罗赞诺夫等学者。舍斯托夫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提取出“地下室人”的形象，高尔基将这一形象看作是社会堕落者的典型，而舍斯托夫去更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论断，即“地下室人”所面临的精神困惑恰恰代表着当时俄国社会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境，而且舍斯托夫认为“地下室人”的思想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其他主人公更加贴近于作者的真正感受，这种感受就与舍斯托夫反对理性主义、追求个性自由的宗教哲学思想不谋而合。这点在其代表著作《悲剧哲学一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而别尔嘉耶夫和罗赞诺夫则更加钟情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章节一一《宗教大法官》。对此，别尔嘉耶夫明确提出:“这里集中了所有的线索，并解决一个主要主题，人类精神自由的主题。”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宗教大法官形象的描述，既有反基督的诱惑，也充满了对人性的无限怜悯。人性中的神性价值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要表达的重要精神。罗赞诺夫更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一书来详细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章中所展现出的宗教思想，认为其作品反映了人类堕落和救赎阶段真实的心理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