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三十年左右的俄罗斯文学和理论是其整个文学发展链条上的一环，它与之前的所有文学传统(18世纪的俄国文学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方面开始确立了自己的民族独特发展形势)的影响密不可分，但是作为一个被后世学者特别命名的时代，与“白银时代”相对存在着的“黄金时代”成为研究“白银时代”的重要参照系。“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均源自于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对人类时代进程的分类命名，具体到俄罗斯，这两个概念成为后人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两个文学繁盛时期所给予的区分和认可。从其名称我们可以感受到某种隐秘的等级关系，但实际上这两者在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上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无法断言孰优孰劣，而且他们本身也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处于转折时期、艺术创新取得辉煌成就的‘白银时代’与‘经典’世纪处于艺术巅峰状态的‘黄金时代’，两者之间的关系正是这样‘既不能融合又难以割裂”，。作为广义上的“黄金时代”，其囊括的历史时期远比日后“白银时代”要漫长许多，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这些名字成为“黄金时代”的代名词。当然，这么优秀的文学遗产也对“白银时代”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首先，“白银时代”与“黄金时代”之间具有时间上的重叠性。尽管目前国内外，尤其是俄罗斯本国学界对于“白银时代”的起止点还有争论，但争论主要聚焦于它的截止时间，而对于其开始的时间大部分都认可为19世纪的80, 90年代，可以说在19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时间中，许多依然还在进行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的文学家和诗人对“白银时代”文学及其理论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有些作家之间还进行过面对面的接触，例如巧岁时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将自己的作品交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审阅。而像托尔斯泰和契诃夫这些作家，由于其生活的时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与“白银时代”发生重合，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后期文学创作的风格和主题，其中托尔斯泰在晚年开始探索了20世纪初宗教主题的文学创作，而契诃夫更是在对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反理性等方面成为白银时代的先驱之一。
其次，“白银时代”与“黄金时代”之间更为深层的联系体现在文学传统和信仰的继承上。应该说，对自由的向往和渴望从“黄金时代”的普希金就己经开始了，面对法国拿破仑的疯狂进攻和国内沙皇的腐朽统治，许多贵族出身的作者诸如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人以或浪漫、或激昂、或抒情、或感慨的笔调将对封建社会的痛恨和对人类自身命运的仿徨融入自己的文字之中。这些作家的作品，以及浸润于作品中深邃的思想都成为日后“白银时代”众多宗教批评家汲取养料的沃土。对此索洛维约夫就曾指出，是普希金将真正独立的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思想展示给了世界，“如果没有普希金，我们对俄罗斯的独立性
的信念，我们对人民力量的自觉指望，我们对我国在欧洲人民大家庭中的独立使命的信念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不可动摇”。对于人民性和个体自我意识的关注在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中就己经出现，《自由颂》、《短剑》以及《致大海》等诸多诗歌都表达了作者对自由发自内心的真诚呼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别尔嘉耶夫认为普希金的诗歌具有了文艺复兴的因素。与此同时，别尔嘉耶夫也提出了这一时期俄罗斯的诗歌带有明显的预言性特征，即对未来俄国所遇到的巨大变革产生本能的预感，普希金的《自由颂》中就有对人民暴动的预言，而此后的莱蒙托夫更是在自己的《预言》一诗中写道“将来到这一年，俄罗斯黑色的一年，那是沙皇们的皇冠将要丢到一边……”。可以说，这些诗歌早己摆脱单纯的情感宣泄，而是对人民命运在未来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危机的深切同情与迷惑，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这种如临深渊的恐惧与迷惑如同基因一样直接遗传到了白银时代象征派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中，只不过象征主义的诗歌将未来设定为宗教层面的另一个世界，而黄金时代诗歌中的未来图景还是美好的现实期待。
再次，“白银时代”对“黄金时代”的宗教哲学再解读。
“白银时代”的思想家在对待上一个世纪文学财产的态度时，其中既有谦恭地崇敬，而更多的则是大胆地重构。对于世纪之交处于社会文化巨大变革旋涡中心的这些哲学家和思想家来说，“黄金时代”的文学活动成为他们阐述自己理论的注脚，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在于将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性纳入到了文学批评的范畴中，这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断言的之前的俄罗斯只有文化的复兴，而接下来则要完成的是宗教的复兴，在“白银时代”的宗教文学批评学者看来，向宗教的复归是对长期受压抑的俄罗斯精神的解放，这种宗教复归“又是向19世纪俄罗斯思想传统，向俄罗斯文学的宗教内容，向霍米雅科夫，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Bn.索洛维约夫的复归”。当然，白银时代宗教文学批评对传统文学的复归并不只是停留于发掘黄金时代文学创作中的宗教元素。可以说，他们所要复兴的宗教意识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东正教教会学说，而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宗教意识”，这里所谓的“新”在白银时代的不同宗教文学批评学者那里的表述也有差异，罗赞诺夫眼中的“新”表现在宗教对肉欲和性爱的尊重;舍斯托夫的“新”则是对个体非理性生存意识的认可;梅列日科夫斯基将“新”表述为基督与反基督(或曰敌基督)之间的对立与转化。总之，对个体自我精神需求的尊重与肯定，赋予个体价值以宗教神性的高度成为白银时代“新宗教意识”的根本任务，这样的宗教复归肯定无法回到历史上真实的“黄金时代”，而对于白银时代的宗教文学批评学者们来说，他们眼中所谓的“复归”更应该是一种宗教哲学的再解读，在解构原有作品思想的基础上生发出崭新的宗教意蕴，而许多作家，诸如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等被赋予了不同于传统文学批评视角的崭新涵义，他们的价值也被重新评估。本论文在后面几章会对相关内容进行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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