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洛维约夫“神人”论的中心思想是人除了现实世界可感的物质有限性之外，还拥有精神世界超验的无限性，这就是人的神性，人都是物质性和神性相结合的独立个体，并且人的物质性要服从内在的神性，因此，人的个性从根本上讲就是神性，它拥有无限性和绝对性。在这里，索洛维约夫所要着力认可的“神性”己然超越了单纯的宗教层面，而将其化身为人类难能可贵的精神力量，他不否认现实世界的物质基础，也认可自然规律对世间万物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索洛维约夫认为在现实、物质世界真实存在的基础上，精神世界同样也是真实存在的，而这种精神世界真实存在的强大力量就是人类“神性”的真实反映。由此，他大胆提出“承认一切正在完成的事物都有必然性以后，我们应该区分各种不同的必然性”。可以说，索洛维约夫在这里最为突出的价值就是为精神世界的神秘力量开垦出了一片允许探讨的空间，他一方面不否认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也提出还有超越于现实必然性之外的另一个世界，那就是内部的世界。所以，与之前众多唯心主义流派具有相同之处在于，索洛维约夫将自己哲学研究的范围设置与抽象的、不受现实必然性制约的内在精神世界，但他与众不同之处则在于将这种内在世界归结为带有神秘特征的东正教神学内蕴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显现，而且索洛维约夫并没有单纯抬高上帝的神性而贬低人类的精神性，恰恰反，他认为人类“对自己的信仰，对人的个性的信仰，同时就是对上帝的信仰，因为神性同属于人和神，区别只在于，神性在上帝那里是永恒的现实，而人只有达到它、获得它，在此，神性之于人只是可能性，只是渴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索洛维约夫对人的个性的肯定提升到了一个可以与神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既不同于早期俄罗斯神学院为主的神学思想，也与霍米雅科夫、菲奥多罗夫、特鲁别茨科伊等人在内的世俗思想家的宗教思想截然不同，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对个体价值的重视，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精神的自由。
此外，索洛维约夫“神人”论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将这种人神共存的精神状态仅仅局限于宗教或是形而上的层面，他所有理论的目的都是要将其思想运用在现实领域，“神人”论也不例外，索洛维约夫就是要通过对人类个体精神性的尊重，从而使人本身“成为世界进程的推动者，成为世界进程的理想目标，即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因素完全相互渗透和自由结合的推动者”。这也是他的宗教人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当然，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深受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影响索洛维约夫认为只有被主体体验到的存在才是最为真实的，所有的现实都是意识中的真实，这种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特征也与其东正教的哲学思想内在契合。不过，正如其“完整知识理论”不仅重视神学思想还重视实证科学和哲学一样，索洛维约夫的“神人”论也是对人的全方位的肯定，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像过去的宗教哲学家那样一味抬高人的情感或是直觉，而是认为理性思维也是人类完整知识中的一部分，理性和情感，认识和感觉都是人类探寻最终真理的不同手段，也是最完美神人论在人类自身体现出的不同方面。这个最完美的神人形象当然首要的是上帝的形象，但人所能达到的层次是以绝对的真、善、美为基础形成的绝对原则，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人类的所有目的都是在绝对原则统辖下形成的，它也是“神人”形成的绝对原则，它“是人的理性的、道德的，美学的需求所要求的。这三个需求的统一就构成了宗教的需求，因为意志、理性和情感是统一的精神的力量，所以它们一致的对象就是统一的绝对原则的不同形式(理念)，这个绝对原则就其实在性而言也是宗教的对象”。由此，索洛维约夫的“神人”论是将人的个体精神价值放到宗教最高意义层面进行审视，在宗教信仰中，人类信仰上帝的同时，也是在信仰着自己。
其次，弗兰克的内在直觉的“神人”思想。作为犹太人出身的谢·路·弗兰克C CeMeHJIFORB}ros}ud}paHK 1877-1950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影响到他对于东正教的信仰，而且正是出于犹太人对待圣经的执着信念，使得年轻时期曾经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运动的弗兰克最终还是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成为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并且将其哲学思想与索洛维约夫的“神人”学说紧密相连，在他看来，“使人成为人的东西一一人的人性因素，就是他的神人性”。因此，弗兰克眼中所谓真正的人、有生命意义的人，其本质上就是神人。并且，在充分认可“神人”的基础上，弗兰克提出人类应该如何向着“神人”的方向前进这一重要问题。
为什么要成为“神人”?这是弗兰克进行人本主义哲学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在其1926年的著作《生命的意义》中，弗兰克表现出了对当时俄国社会现实和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极大不满，这种情绪也出现在其1923年的《虚无主义的伦理学一一评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世界观》一文中。在这些文章中，弗兰克认为对物质利益的功利需求成为了当前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唯一需求，他们为了眼前的世俗利益而放弃了对生命本真意义的追求，放弃了“神人”的崇高理想，在弗兰克看来，这些知识分子“生命没有任何客观的、内在的意义;生命中的唯一幸福是物质充裕和主观需要的满足;因此人应当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先给大多数人的命运之改善，拒绝这一点的一切人与事都是恶……”可以说，弗兰克认为当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己经成为外在必然性制约下的工具，他们试图在改革旧有社会霸权的同时又不自觉地使新霸权得以确立，这些在弗兰克看来都没有逃脱外在权威对人类个体精神的压制，因此人类的个体精神始终是不自由的，而这种不自由的生命就是没有意义的生命，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成为“神人”。由此，弗兰克明确指出“神人”要实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追寻“生命的意义”，而且在他看来，“神人”并不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一种至高精神境界，而是人类本应具有的，只是人类自己还未经发现的绝对本原。这里对待“神人”和上帝的观点也明确受到了东正教的影响，在东正教中上帝并非是外在于人的最高权威，而是与人的灵魂深处内在相融的。所以，弗兰克认为“人所做的一切事业都是从人自身、人的生命、人的精神本质中派生的;而人生的意义无论如何都应当是人所赖以支撑的东西，应当是人的存在的唯一不变的、绝对可靠的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出，弗兰克将“上帝”内化在“神人”中，又进一步将“神人”内化于有意义的生命中，这就将形而上的神学思维与形而下的现实人生连接了起来，“神人”学说在弗兰克这里也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与此同时，弗兰克的认识论带有明显的直觉主义特点，他在秉承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理论衣钵的前提下指出人类认识世界的各个领域都只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也是人类认识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由此，人类最应该达到的认识就是超越于一切有形物质世界基础之上的整体的认识，他提出“万物统一直觉是任何认识的最初基石”。人类正是在这种最为原初的、最少牵涉理性思考的直觉体验中，才能真正明白人类的灵魂是与众不同的“神性”。由此，弗兰克认为作为“神人类”的我们一一经过直觉体悟的人类，“以最深刻的方式、以本体论的方式，与世界上的全部生命一一首先是与我们的邻人及其命运联系起来”④。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深刻地了解到全部俄罗斯人民精神上的共同之处，也就越来越靠近“神人”的灵魂。
当然，弗兰克提倡的这种内在精神世界的独立性，并不是要将个体与世俗世界阻隔，相反，他认为田园式的美好世界并不可能存在，世俗的纷争与善恶的对决从来都不可能远离人类，这个时候“神人”所体现出的价值就在于人类不仅不会被功利主义的世俗利益所诱惑，同时也不会被田园诗式的禁欲主义思想所束缚，人应该用灵魂中的“神人”之光来投射到外在的现实世界，这正如福音书中所说的“光明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1:5“神人”的灵魂之光与世俗世界的“黑暗”是彼此共存的，要让灵魂之光照亮黑暗的现实，这才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伟大之所在。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对东正教教义的理解，还是从当下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现实考虑，俄国宗教哲学中的“神人”学说都是带有俄国特色的对待人性自由权利份，但是这都不能抵消其对于世纪之交面对社会巨大变革时期的俄国知识分子所带来的精神上深刻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多方面的，既有哲学形而上的影响，也体现在丰富的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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