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对待神性与人性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我国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两种宗教维度,其中之一就是人有原罪和上帝对人的恩典。可以说,这是对人自身个体意识和个性价值的抹杀。在《圣经》新约《提摩太前书》一章中,就有这样的表述“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提前一:15)其中涉及到了基督教所有信仰的基础,即基督道成肉身,降世来为人类赎罪,这里最为直接地体现出了基督耶稣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约翰福音》里,则将《圣经》中“道”的思想加以明确,“可以说,因为‘道’这一概念的介入,基督教神学中关于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圣经基础在第四福音书②中无疑更加清晰有力”。这里的“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就是指耶稣基督在降世的过程中,将神性和人性统一在了一起。“道”在早期圣经中的意思就是“逻各斯”,即logos,它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言说、陈述、意义、法则、定义、解释、计算、比例、推理和理性,等等”,当然在古希腊哲学中,逻各斯与理性认识和运用语言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乃至于此后德里达对西方哲学的总体评价也使用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提法。不过,在《圣经》中,逻各斯成为了“道”,尤其是在《约翰福音》中,开篇第一节就明确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1:1)这里就将古希腊哲学中象征着理性思维的逻各斯由外在的规律转变成为上帝的内在规律,新约中的逻各斯更多的是内在的智慧和内在的本质,并且代表逻各斯的“道”就是“上帝”,二者在本原上是一致的,这里的“道”就是基督耶稣二性中的“神性”,那么上帝降世即所谓的“道成肉身”(约1:14),则是将代表上帝内在逻各斯的神性与人性的统一。但是,也正如本段前边所写到的,基督教尽管认识到了神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神性的地位是远远高于人性的,我们从圣经的表述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这里的神性与人性之间并不是平等的,而且在基督教义中,人的原罪是无法抹杀的,人性只能依靠神性的救赎。由于逻各斯的介入,使得神性具有了先于世界万物存在的绝对权威,人性是从属于神性的,是逻各斯(即“道”)创造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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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对于基督教教义的吸取和理解与西方天主教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东正教却明确提出将人性与神性平等看待的神学观点。东正教除了《圣书》(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之外还将《圣传》作为自己的经典,“东正教会认为,《圣传》是先知们、使徒们所口传的上帝的启示,包括教父的著作、历代教会的传统主张和基督教前7次大公会议的决议”。另外,《尼西亚信经》是东正教除了《圣书》和《圣传》外的另一个权威性的信仰纲要,其最早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通过,后来又经过几次修改和补充,这就使得东正教教义来源的渠道要比西方天主教更为广泛。公元451年,查尔西顿大公会议根据情况的变化对《尼西亚信经》又作了修改,其中就明确写到“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是同等完整的;按其神格而言,他与父同体,按其人格而言,他与世人同体,但无原罪”。这里不仅涉及到了基督教中的“道成肉身”,同时还将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放到了平等对待的地位,尽管这里主要表达的是所谓“基督的人性”,但也体现出重视人性价值的思想端倪。
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基督教来说,东正教对于人性在宗教话语系统中的地位采用了更为肯定的态度,基督教朦胧的人道主义观在东正教这里日渐清晰,而且“东正教较多地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的传统,不像天主教那样受到理性主义过多的冲刷,因而东正教也具有较多的神秘主义因素”。应该说,就东正教对于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而言,东正教人道主义在宗教领域中起到的拉近神与人关系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了整个社会层面,他使俄罗斯人在信仰上帝的同时,认识到了自身所具有的神性特征,人的精神在他们看来变得至高无上,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身上。所以,相对西方现代思想史上的世俗人道主义而言,在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宗教人道主义,别尔嘉耶夫曾这样描述俄罗斯的人道主义:“俄国人经常把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混为一谈,同时不仅把人道主义和古希腊罗马文化联系起来,和‘回到希腊一罗马文化’的号召联系起来,而且和19世纪的人的宗教联系起来……”正是在东正教充满神秘色彩的人道主义的影响下,包括索洛维约夫、弗兰克、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在内的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将个体的价值和意义上升到了神性的层面,并且形成了白银时代具有鲜明东正教神学特色的“神人”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