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美国的宗教与政治关系传统来看,美国是一个由充满着宗教情怀和宗教理想的清教徒们所建立的国家。:一直以来,宗教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美国。所以,有研究指出:宗教是美国人精神世界的心灵慰藉;宗教是美国的国家意识根源,至少是最有价值的政治衡量标准之一;宗教是美国民族的统一道德和价值标准;宗教是美国事业的精神支柱。没有宗教就没有美国精神世界的一切,也就不会有美国物质世界的存在和发展。但是,美国的宪法却明确了美国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证明:宗教界发起的宗教大觉醒运动导致的结果却是美国世俗化的发展;美国的政治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从来都是依照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宗教信仰。那么,对于美国政治而言,宗教既重要又不重要的结果岂不是陷人了逻辑的悖论?但是,这种“自相矛盾”恰恰就是美国宗教与政治关系的特色所在。在国人眼中,宗教与政治并不是处于神圣与世俗的对立关系之中,宗教与政治只是人类权力的两个重要方面,代表着不同的权力模式、不同的行为过程,只不过政治是世俗社会的核心杠杆,而宗教是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两者从来都不是平行的、对立的,也并非等价,两者总是共同制约着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走向。美国只不过是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驾驭”它们。本文相信,美国是一个徘徊于宗教与世俗、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国家:当他们需要为某种思想和行为寻求一种精神依托或解释的时候,宗教就成了国家和民族所不可缺少的心理支柱和道德标准;相应,即使有宗教参与,他们也可以不自觉地淡化宗教的意义和作用。同时,这种“徘徊主义”的倾向还暗示着,美国对“宗教决定政治”和“政治决定宗教”的态度和行为是反对的,并且认为这两种情形是危险的,在美国人眼中,前者会招致宗教狂热,而后者则导致宗教自由遭到“袭读”。正是美国这种“徘徊主义”为冷战后美国对宗教问题安全化的推动提供了主观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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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冷战后美国现实国家利益的变化来看,冷战期间,作为两大对峙集团的“领头者”,美国一直将国家利益界定为一种跨国利益,“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盟国的安全、势力范围的安全”等等均被视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意味着美国的“国家利益”扩了,但拥有这些“国家利益”的“合法”依据却减少了,美国在冷战期间所使用的关于“抵御苏联威胁”的借口已经消失。这样,打着“宗教自由”的口号就成了美国谋求国家利益的理由,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宗教情怀和宗教理想的国家,美国一直就有致力于将所谓“福音”输送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传统。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人对自己信仰的“优越”更是坚信不已。所以,美国政治人士都像是受到基督教必胜论影响似的:宗教自由关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领导人的政治倾向都不应与美国所倡导的宗教自由相违背。传播美国价值就是站在上帝一边,抵制美国价值就是与上帝作对。"9"11”事件背后的宗教因素更是让美国获得了将宗教问题安全化并以此为其谋求霸主利益的绝佳“口实”,并且,这其中的安全化因果逻辑、时间逻辑和道义逻辑都要比宗教自由更有说服力。⑨美国学者也承认,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两场以反对宗教恐怖主义为名的战争:一场是针对阿富汗(旨在消灭宗教激进主义的塔利班政权),一场是针对伊拉克(旨在消灭阿拉伯世界好斗的萨达姆政权)。但实质上前者是为了将美国的势力引人中亚,后者则是为了波斯湾的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