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言语一行动渲染的转向。与威胁设定的调整同步，关于宗教问题安全化的重心开始出现了向宗教恐怖主义的转向。曾经主持小布什就职典礼的牧师小葛培理(Rev.  Dr.  Franklin Graham)说:《古兰经》鼓励穆斯林对犹太人和基督徒使用暴力，恐怖主义是伊斯兰的传统。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John David Ashcroft)则认为，《古兰经》让信徒献出自己的儿子殉教，但在《圣经》中，上帝为人类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一望即知，谁在鼓励流血，谁是邪教。与之相比，福音派的领袖法尔韦尔(Jerry Falwell)说得更直截了当:伊斯兰的先知都是好战之徒。

    第三是主体间互动向全球的扩展。在大肆“渲染”宗教恐怖主义是安全威胁的同时，美国推出了其“民主改造大中东”的计划，即在美国圈定的伊斯兰世界里，决意使用美国空前的实力，支持其盟友，反对其敌人，并设法促进民主和自由。在此基础上，美国还于2004年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积极推动与会各国支持具有浓烈宗教问题安全化“意义”的“大中东计划”。最后，为了确保“主体间”共识的达成，“大中东”被改为“泛中东和北非”，并与“欧洲一地中海伙伴关系”(巴塞罗那进程、美国-中东伙伴关系倡议、日本一阿拉伯对话倡议)等双边和多边计划相配合。到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宗教问题已经与人权问题脱钩而成为独立的国家安全议题，成为美国“硬性”的地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倡导宗教自由与反对宗教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安全领域内的标准话语。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后，美国“渲染”了一种“违反宗教自由”和“煽动宗教狂热”将会给美国与国际社会带来重大威胁及严重后果的“气氛”，并且通过“言语一行为”的过程强调了这种威胁不具备道德基础，而且迫在眉睫，但是，在此进程中，"9"11”事件的爆发使美国在宗教问题安全化的重心由宗教自由问题转向了宗教恐怖主义。所以，本文认为，冷战后，美国成功推动了对宗教问题的安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