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言语一行为的渲染。克林顿总统多次声明，宗教自由及其原则在后冷战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与美国的安全利益相一致，支持并帮助世界上所有渴望宗教自由的人们获得信仰自由的做法是有利于美国安全的。同时，美国学术界也出现了“脱胎”于民主和平论的“宗教自由安全论”，即“有宗教自由的国家极少对周边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享有宗教自由的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①与言语的渲染相对应，美国将宗教问题安全化的行动也在进行，表现为把宗教问题以国家安全战略的形式予以确认。早在1992年克林顿总统竞选期间，他就提出“要把国外促进普遍的宗教自由”列人国家安全的重点议程之内，随后，这一内容被写人1996年《参与和扩展国家安全战略》，并在1998年《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被重申。

    第三是主体间互动的营造。一方面，在政治的推动下，美国为宗教问题顺利进人国家安全领域赋予了法理意义，并向全球推广。1993年，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后，宗教立法问题再度成为国会立法的重要内容。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 The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98, IRFA)顺利通过，该项法案以帮助在世界范围内“因宗教原因而受迫害的个人”为目标，是一部“授权美国政府采取相应制裁行动”的具有域外效力的国内法。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则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岗位，直接向世界“推销”其关于宗教问题安全化的做法。例如，1998年美国国务院设立了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总统特别助理等机构和专职人员，以主要从事针对全球范围内各主要国家宗教自由状况的跟踪报告，并认定所谓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以及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