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道教文学的稳定状态被现代化进程改变。首先，道教受到西方启蒙主义、自然科学以及基督教文化的冲击，虽然在困境中开掘其现代转型道路，然而改观不大，因此对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辐射力减弱，现代道教文学的发展明显受阻，进而直接限制“道教人物形象”的塑造。根据笔者目前的整理，最值得关注的有二:首先是白衣道人王理学的宗教性记游散文《武当风景记》。

    王理学生于1893年，熟读儒家、道家经典，通《周易》和医术，学道于武当山朝阳洞，是富有学养的文人道士，因感前人对武当山自然风景描述未尽，遂怀武当风物之景与宗教之情，在1947年作《武当风景记》三卷，然传阅手抄，受众非常有限。该书旨在光大道教圣地武当山的自然风物，然主体之宗教人格亦渗透纸背，故可由风景中见自在生命，由无为清净中见自在风景。正如有论者说:“《武当风景记》字里行间既跳跃着拳拳道心，又闪烁着斐然文彩，是武当道教文化史上的一部杰作，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和较高的文学价值。”另外是佛教居士高鹤年的《名山游访记》，佛教界作者作品在此提及似乎不妥，主要原因是:居士行脚所至不仅得见高僧大德，亦有玄门真人隐士潜修苦练，高居士修为深湛，悲智充盈，于佛道内在关联颇多知解，肯定二者皆有修持法门与宗教精神，故对玄门人物言行也多有记述和欣赏赞许，又因为高居士属于佛教界，故列于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