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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借用型”作家与“基督教人物形象”

来源:2021-06-09 10:44:07
 
 
    借用型作家大多与基督教缺乏稳健深入的关联,简单的交往接触亦不能有效说明其影响,如艾青接触过基督教的宗教仪式①,丰子恺交往友人中遇到基督徒谢松羔先生等,但其基督教渊源普遍不强。也正因此,他们对“基督教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复杂性,有的偏移基督教的本义,趋于文学创造意义上的借用,进而向审美价值转化,是为积极借用;有的在作品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甚至可有可无,是为消极借用。笔者首先结合上述两大类型梳理,然后再结合文体特征予以归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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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美借用型”作家与“基督教人物形象”

    积极借用类型作家及其“基督教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根据笔者目前的整理,涉及小说体裁的主要有:滕固的《石像的复活》(1922年11月26日作),胡也频的《圣徒》(原载1927年4月9日《现代评论》第5卷第122期),夏莱蒂的《基督与猪》(原载1928年9月20日《大众文艺》第1期),潘予的《小菊》(1934年4月上海中华书局),穆时英的《圣处女的感情》(1935年5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陈翔鹤的《大姐和大姐圣经的故事》(收入1936年中华书局《独身者》小说集),李劫人的《死水微澜》(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朱雯的《逾越节》  (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碧野的《被凌辱了的十字架》(原载1939年9月16日《文艺阵地》第3卷第11期),李健吾的《使命》(1940年3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使命》),茅盾的《耶稣之死》(原载1942年9月5日《文学创作》创刊号),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原载1943年5月《紫罗兰》月刊),端木蒸良的《复活》(原载1945年7月24日、30日《贵州日报》副刊《新垒》第46.48期),聂绪弩的《石头坟》(原载1946年7月18日《新湖北日报·长江》)等。
    消极借用类型作家与“基督教人物形象”方面,涉及小说体裁的主要有:施蛰存的《雾》(收入1933年11月上海良友出版公司《善女人行品》),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上、下两部分别在1945年和1948年由上海希望社出版),钱钟书的《上帝的梦》(1946年5月收入上海开明书店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围城》(1947年7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总体而言,积极类型多于消极类型。
    散文和话剧方面,积极借用类型主要有田汉的话剧《灵光》(原载1921年1月《太平洋》杂志第2卷第9期)和《午饭之前》(原载1922年8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消极借用类型方面,主要有瞿秋白的《赤都心史》(1924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丰子恺的《缘》(原载1929年6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6号),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原载1935年5月《大公报》)等。
    诗歌方面,笔者主要归整积极类型作家作品的“基督教人物形象”,主要有:朱自清的《旅路》(收入1922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诗文集《雪朝》),徐玉诺的《哀求》(原载1923年4月《诗》月刊第2卷第1号),冯至的《夜深了》(原载1923年5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最后之歌”》(原载1926年8月25日《沉钟》半月刊第2期)、《十字架》(原载1929年7月13日《华北日报·副刊》第112号)、《礼拜堂》(1928年1月至3月作),梁宗岱的《晚祷》和《晚祷(二)》(1924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王独清的《圣母像前》(原载1924年《创造季刊》第2卷第2期),徐志摩的《卡尔佛里》(原载1924年11月17日《晨报副刊》),殷夫的《东方的玛利亚一一献母亲》(1928年8月作),王以仁的《读<祈祷)后的祈祷》(收入1929年7月上海明日书店之诗文合集《幻灭》),减克家的《罪恶的黑手》(1933年9月5日至6日作),陈梦家的《古先耶苏告诉人》(收入1933年新月书店之《梦家诗集》)、《当初》(1933年10月作),艾青的《一个拿撒勒人的死》(原载1934年6月1日《诗歌月报》第1卷第3期)、《马槽》(原载1937年2月《新诗》月刊第1卷第5期)、《没有弥撒》(1940年作),方玮德的《祷告》(收入1936年3月上海时代图书公司之《玮德诗文集》),阿垅的《无题(又一章)》(1944年9月作),穆木天的《我并不悲观》(1944年作)、《二十七年了》(1946年4月25日作),郑敏的《最后的晚祷》(原载1948年6月上海《中国新诗》第1集)等,在这些作品中,“基督教人物形象”(意象)大多能够有效参与诗歌意境的创构与情感传达,有的还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宗教情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