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的基督教渊源与佛教最大的相似是，两者都必须面对中国复杂坎坷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启蒙主义与民族国家重建彼此交错的语境。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不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大力引进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化，与希腊文化有不同性格的基督教文化也受到关注，加之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做了不少的传教工作，所以“五四”时期佛教和基督教都获得相对宽松和自由的生长环境，产生广泛的影响。但与佛教的老树开花不同，现代中国基督教的存在状态，无论是自身发展还是教外辐射，都是在历史上三次传教受阻的前提下再次开启，与现代作家的关联也因多种因素而有复杂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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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四”时期至二十年代初，丰富多元、自由宽松的语境为基督教资源的传播接受创造条件，很多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接触之，文化立场和文学风格也多元纷呈，如周氏兄弟、冰心、许地山、郁达夫、郭沫若等都涉及“基督教人物形象”的书写。同时，基督教与儒家文化的冲突差异仍然不可化解，加之传教力量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时有混合，因此也受到排斥，最典型的莫过于1922年在北京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二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民族国家重建与社会发展方向成为迫切问题，何况中国社会向来受到儒家实用理性的影响，文化启蒙、宗教启蒙等远水难救近火的事情逐渐被弱化，基督教与作家们的关联总体上弱化，同时也有作家从民族救亡和国民性改造的视角借取基督教，这种趋向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非常凸显，茅盾、巴金、老舍等都由此塑造“基督教人物形象”。不过，三、四十年代的硝烟与战场并非全部，“社会与个人、思想与文化再次被激活而出现空前的活跃，”后期浪漫主义作家徐舒、无名氏等人则借用基督教进行现代文化理想的重建和形上求索，“基督教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很出彩，最明显的是无名氏《无名书》中的印蒂，他在板依天主教过程中反思宗教的价值，较之“五四”时期的激昂热烈，作家们此时的理性思考和意义探求更为自觉。
在此流变过程中，现代作家与基督教的关系也可分类梳理。不过，较之佛教对理性精神与明心见性的重视④，基督教更强调宗教情感和宗教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因此，其类别特征与佛教既相似，也有所不同。笔者结合作家的基督教背景和“基督教人物形象”，归纳为高度认同型、文化修养型、审美借用型三种。高度认同型，就是说作家不仅对基督教相当熟悉，而且在情感上表示认同，甚至达到宗教意义上的板依，如冰心、苏雪林、许地山、林语堂、老舍、赛珍珠、徐舒等，笔下多有“基督教人物形象”彰显信仰价值。文化修养型，指作者并未达到虔诚起信和生命实践层面的接受，但身世经历、教育环境、文化探索等因素使之对基督教比较熟悉，如鲁迅、周作人、张资平、田汉、巴金、萧乾、沈从文、无名氏等，此类作家往往从现代文化重建、启蒙立场、民族国家命运、个体形上求索等命题切入，对基督教资源予以扬弃，更多地体现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兼容性格。如果说上述两种类型总体上是对宗教进行价值判断，那么审美借用型则基本偏离这个主题而转向创造，此类作家往往从创作的审美性、当下性、偶然性、必要性等要求出发，以“我注六经”的方式对基督教人物、《圣经》题材、语言意象等予以引进、描述、改写、重塑等，如茅盾在抗战环境中创作《耶稣传})与《参孙的复仇》，曹禺的神秘憧憬与《雷雨》的序幕、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的宗教见闻等，思想性和艺术性皆多元丰富，其中的“基督教人物形象”也吝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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