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基督教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加之其本有之宗教文学传统，便有中国现代基督教文学及“基督教人物形象”的出现。尽管现代中国出现过对基督教的批判和反对运动，基督教文学却能够绵延发展，这与宗教通过文学传播其信仰体验的意志有很大关系。如果就具体教派而言，天主教和新教方面的作者及“基督教人物形象”塑造非常突出，东正教则付之阀如。以下是笔者的重点梳理。
赵紫哀(1888-1979)，中国基督教神学家与教育家。他1907年受洗入教，最初为公理会信徒，后来转入圣公会，1914年至1917年赴美留学，后来主要在燕京大学等宗教大学从事墓督教教学与著述，致力于基督教中国化道路的探索。他的子女说:“他也是一位极有修养的诗人，感情特别丰富。他不但热爱中国诗词，也是一位造诣很高的书法家。”③他酷爱祖国及中华文化遗产，1932年访问剑桥大学时讲授中国诗歌，受到热烈欢迎，同时也兼西方文艺。唐晓峰说:“赵先生是一位宗教界知名人士，他有较深的宗教体验及情感，同时他又对中国文学有极深的造诣。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对比研究，这可能是任何一位纯粹的文学家、宗教学者都无法进行尝试的。”正是这种不多见的文化背景，使其笔下的“基督教人物形象”非常值得关注。首先是他的传记文学作品《耶稣传》(1935年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塑造出兼有宗教性、时代性、民族性的“耶稣形象”，也正是基督教中国化命题的具体呈现。有人认为“耶稣形象”是宗教性、艺术性与个人性的融合:“作者以极富想象力的笔触，勾勒出自己心目中的具有新理想、新精神和伟大人格的耶稣形象。”此外，赵紫哀在1938年自费印刷诗集《玻璃声》，收入1922年以来白话诗21首(该诗集原名《打鱼》，其中《桃花》、《梦》、《一种经验》、《来去》等在1921年5月15日《生命》第1卷第9. 10期合刊发表)，不仅塑造出耶稣基督、门徒、马利亚等基督教人物，还有宗教意义上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深切地传达出作者对基督教信仰的宗教情感与终极意义认同。
刘廷芳(1892-1947)，中国基督教教育家、公理会牧师、基督教诗人，生于基督教家庭，早年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后赴美学习神学，回国后任教于燕京大学等，与赵紫哀、吴耀宗并称基督教新文化运动“三剑客”，曾负责宗教刊物《生命》、《真理》及《真理与生命》的编辑，在宗教刊物与文学刊物上皆有新诗发表(1930年出版诗集《山雨》)。代表作如《去年今日))(1922年7月28日作)、《不敢》(1925年冬作)、《渤海舟中》(1926年1月27日作)等，塑造出的基督教“抒情主人公形象”，既有宗教性格的底蕴，亦有现代人的时代特征与情感。
基督教知识分子张仕章生于1896年，与赵紫衰等人颇多交往，1926年上海广学会出版其所编的《宗教诗歌集》，可知他在宗教方面的热情与智慧，他特别关注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中国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在著作《宗教批判集》中自陈是“耶稣主义者”。正是受到自身宗教立场与信仰建构路径的影响，其传记小说《革命的木匠》(1938年在基督教刊物《真理与生命》连载)将耶稣塑造成富有时代革命思想的宗教人物，是对中国现代进程的宗教性回应。
中国天主教公教文学也曾出现作家作品。如周信华司铎，生于1906年，1921年加入天主教修院，而且爱好写作，其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江北人》(1941年9月山东充州保禄印书馆出版)，塑造出朱一新、陈婆婆等“基督教人物形象”，于时代感和现实性中传达宗教理想，体现出作者对宗教信仰问题的个人思考。
张秀亚(1919-2001)，也是天主教公教文学的代表作家。她中学时即喜欢文学创作，1938年入辅仁大学文学系，由此板依天主教，并且结合自己的宗教心路历程创作小说《板依》(1939年山东竞州保禄印书馆出版)、《幸福的泉源》(1941年山东充州保禄印书馆出版)，其中的“基督教人物形象”有的是信仰坚定、人格伟大，有的是经过信者的感化而转变，终于接受上帝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宗教板依的夫子自道与自画像，她在小说《幸福的泉源》的前言中说:
“十字架上的宝血，是不涸的幸福泉源。那戴荆棘冠的木匠，是该冠以真理华冕的君王!吻那十字木架上受伤的手足，仰望那哀悯你的眼晴!幸福在那里，道路在那里，永远发光的灿灿恒星在那里，永远美丽的爱情玫瑰在那里!去寻!便可以得到!
这篇小说，即在于发挥上述的那观念。”
此外，还有基督教新教月刊《女铎》，在1912年至1942年问，曾刊发基督教文学作品若干，1934年刘美丽担任主编后，宗教文学更为活跃，三次精选作品编辑《女铎小说集》，其中如《到底几时你领我去拜访你的父母?》、《小天使》、《圣母像前》、《圣诞礼物》(皆收入《女铎小说集》第三辑，1939年7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等，亦能呈现出“基督教人物形象”的时代特征与丰富性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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