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于佛教界，现代作家笔下的“佛教人物形象”数量较多，且类型多样，这不仅受到现代佛教的社会影响，而且与作者自身的佛教渊源直接相关，结合现代文学思潮与历史进程，现代作家塑造“佛教人物形象”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首先是民国以来，经“五四”启蒙，到二十年代末，整个社会处于急剧转型阶段，传统文化心理的渗透、文学传统的惯性、启蒙主义对宗教的批判、人生意义的迷惘与寻索等多方面并存，不少作家基于文化惯性、性格心理、信仰失落、社会动荡、现实困境、家庭背景、朋友师长等诸多因素，或接触佛教，或研习经典，或亲近板依，或剖析批判。如陈独秀对佛教的辩证把握，鲁迅民国前后的研佛，夏丐尊、丰子恺与弘一法师的交往，许地山和郁达夫生于佛教家庭，前者对佛学研习甚深，后者亦曾参看佛经，时有出家之想，如此等等。总体而言，此阶段“佛教人物形象”的塑造，明显受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呈现出多元并举、交杂融合的特征，数量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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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三十年代，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革命文学”的兴起以及中国社会问题的升级，现代文学之佛教渊源有潜隐淡化之势，这既受制于时代主题和作家的思考重心，也体现出传统文化心理、宗教心理的自然弱化。此前阶段“佛教人物形象”的多方面特征仍在延续，但总体数量有所减少，基于民族国家重建和社会思想批判而来的文学创作对“佛教人物形象”塑造产生较大影响。四十年代的民族国家形势依然严峻，现代文学佛教渊源的潜隐之势未有根本改变，但随着作家对中国现代转型的文化反思和审美建构，在老舍、徐舒、无名氏、鹿桥等人的创作中，佛教资源再次受到重视与开掘，在“佛教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体现明显，这与“五四”时期颇相似，但后者多无意识的惯性，后者是有意识的文化自觉。
总体而言，现代文学三十多年，作家的佛教背景与“佛教人物形象”书写可概述为:两头多而强，中间少且弱。同时需要说明，作家受到佛教影响并不必然体现为相关人物形象的塑造，即便出现相应的人物形象，也未必与其文化立场相契，甚至会有不小的出入，这是由形象创造之偶然性、随机性与超越性决定的。
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作家的佛教渊源和“佛教人物形象”为必要条件，借用作家中心论的合理性成分，对相关材料予以分类归整和重点把握，大体可分出深度研习型、文化修养型、审美借用型三种。②深度研习型指作者对佛教抱有虔信、敬重、钻研等文化立场，对“佛教人物形象”特征有着强大稳健的影响，如鲁迅的研佛与赞佛，周作人的读经与赞佛，丰子恺的板依，夏丐尊的敬畏，许地山的比较宗教研究等。审美借用型恰与前者形成对比，其作品中固然有相关人物形象，但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可知作者对佛教并无多少了解，甚至明显持否定态度，相关人物形象主要是基于文学创作需求而出现，有的则近乎无意识地简单提及，如施蛰存、陶晶孙、王统照、张爱玲、萧红等作家作品。所谓文化修养型，基本处于前两种比较鲜明的性格之间，有的作者对佛教抱有好感，但未能起信板依;有的作者进行闻思学习，但研习不够深入:有的则兼而有之。如瞿秋白的佛教情结，郁达夫的出世理想，叶圣陶对弘一法师的欣赏，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张恨水等对佛教文化的熟悉，徐舒与无名氏的宗教文化思考等。因为文化修养型作家作品的佛教背景有着较大的弹性空间，所以对“佛教人物形象”的影响比较复杂。
需要指出，以上是结合本论题进行的相对区分，其实不同类型之间并无绝对界限与标准，更何况作家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立场不可能凝滞。尽管如此，笔者仍然相信上述区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因为宗教作为终极关切的古老资源，确实可以因人而异，也必然因渊源深浅而有不同，它就像树根之于叶片那样影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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