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不仅自然万物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更是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人之祸福善恶、社会之兴衰存亡皆在于人自身的观点。功成者是主体自我之努力而成就的，失败者所遭受的祸害和惩罚亦在于自己，那种希望夭地能赏罚、体现哀仁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根本就不存在外在的“天”的主宰和安排，更不会有天对人间、万物好坏、善恶的奖惩，从而彻底否认“天”创造人类并赋予“圣人”、“君子”以“天下”的传统说法，彻底否认了神授君权的天人思想。而“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赵文子))，同样强调人之行为都在于自身，懒惰偷安乃秦后子自己使得自己如此，而其死亡也在秦后子自身，至于死亡或大祸与偷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暗示着死亡和大祸并非“有意识之天”对人的不好的行为的惩罚。而“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晋问))，更是在政治理性的层面，继承和发展了《老子》“自然无为”的“自”论思想，创造性发展了儒家民本精神，是人道原则的经典体现。

    我们把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知，柳宗元从各个层次说明了“自”是天地、万物、人类现象和事实的原因所在，也是其动力所在。因此，天和人各自不相预扩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所谓的天人感应。其“自”论的理论基点在于元气阴阳“自然”说，不仅包括天地万物由元气构成，而且天地万物的产生、运动、变化和消长皆因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而成。我们通过柳宗元对“天人感应”说的批判可知，天事和人事各自领域的界定是其重要的内容。这种区分表现在两个方面:于“天”还原元气阴阳之自然性，于人则强调主体(包括君主和生人)的能动性，力求实现于个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修养身，于国家创造德治仁政、国泰民安之社会。这两方面又无不统摄子“自然”论之中。如此，“自”与“自然”紧密关联，可以说“自”论内在包含“自然”论，也是“自然”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要很好地理解这一理论，有必要对“自”论尤其是“自然”论作一理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