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际，内忧外患的国势更大大强化了士大夫们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入世精神，使其维护国家利益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张扬。民族危亡的关头，士大夫更是表现出为国家社翟视死如归的忠义之心，当宋高宗准备出卖国家利益，与金议和时，忠义之士“莫不扼腕忿怒”;“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娜。”岳飞的昂扬斗志代表着两宋忠义之士的普遍呼声。文天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刀锯斧钱、高官厚禄均不改其志，这种节操成为那一时代民族气节的写照，因此《宋史》评论说:“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于是中外摺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可见，在宋代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士大夫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空前加强，一改唐末五代以来的萎靡之士风。

    大慧宗呆禅师正生在当世，一一目睹了这些历史事变。他虽身在佛门，但却不忘世事，突破世间和出世间的局限，积极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当中，与忠义士大夫往来密切，并始终坚持正义的立场;虽因“议及朝政”而遭毁衣焚碟，流放衡州、梅州达十五年之久，但他不忘初志，其间辗转传法于所到之地，他的禅学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