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唐代佛教宗派兴盛，理论发达，创新性极强;五代时，北方佛教稍有衰微，南方佛教则平稳发展，宗派分立的兴盛局面大为减弱，禅宗和净土宗开始凸显;两宋时，在禅宗和净土宗大为流行的同时，在精英领域，佛教各派的融和趋势业已形成;在民间领域，佛教根深而蒂固，对底层社会的深刻影响已成定局。总体上看，两宋之后，最终完成中国化的佛教开始以融和的姿态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我们既可以说，宋代之后，印度佛教最终完成了向中国的输人，也可以说，宋代之后，佛教才真正成为中国的宗教。
具体来讲，唐宋时期，佛教发展的整体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上海公墓,太仓公墓,上海墓地,刘家港陵塔,
佛教的义理研究从兴盛渐趋衰微。佛教既是一种修行的实践活动，又是一种理论体系或者思想学说。这两种形式都以信仰作为支撑。小乘佛教更多的是重视思想改造和个人解脱的修行体系。大乘佛教发扬普度众生的精神，并在义理研究和信仰内容上使信众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佛教的义理研究集中表现在佛教的经、论上，其中，“业报轮回’、“佛性”、“法”等佛教的理论基础和因明的逻辑是探讨的重点。这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见一斑。魏晋时，清谈之士将佛教类同于玄学，特别注重研究般若学、因果报应、佛性等思想学说，所谓的“六家七宗”就是中国化佛教思想的代表。南北朝时，佛教持续高涨，特别是南朝继承和发扬东晋对义理的研究，形成了三论学、涅桨学、毗昙学、成实学、地论学、摄论学、律学、禅学等学派。唐代，法相、密宗、华严、天台、禅宗等都得到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后三者的佛家理论是中国化佛教的典型。五代和宋代，除禅宗、净土以外，几乎所有的佛教宗派思想上的创新都已经殆尽，禅宗在解脱方法上有所创见外，没有特别的理论贡献。净土更是得到极端的发扬，各个宗派也都带有净土的元素。这时期，在三教合一已经基本确立的情形下，印度佛教更加积极主动靠近儒教，儒家知识分子也将佛教融人儒教，理学就是典型的例证。同时，来华的域外僧侣有所减少，印度没有高新的佛教理念传人中国。在以上种种背景下，佛教的义理研究趋向衰微是不可避免的。
禅净二宗开始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被誉为中国佛教的特质。虽然“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理论继承和创造发展了印度佛教的佛性、心性学说，但在修行方法的简易性、成佛可能性上大开众生成佛方便法门，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佛教理论的修养，而逐渐转向实践层次。禅宗的另一个趋向是逐渐向净土靠近，走向禅净合一。念佛法门在中国确立以后，易行道逐渐得到发扬，同庞杂的佛教理论相比，净土更能吸引信众的注意。在北宋以后净土的发扬更是达到了繁荣的地步，甚至连延寿大师都将禅宗和净土合一。净土宗繁荣的事实说明，念佛开始取代晦涩复杂的佛教理论在信众中的地位，证明了净土修行的强大生命力。
居士佛教的发展在宋代达到全盛。随着禅宗在宋代的蓬勃展开，士大夫阶层的参禅成为当时的时尚，这与禅宗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契合以及三教合一的潮流是不可分割的。士大夫与禅僧交游，探讨佛理，修心养性。有的还禅净双修，观想念佛。有的积极参加结社活动，进行念经、布施、造像等功德性较强的活动。士大夫的参禅学佛是当时居士佛教的主要形式，它主要表现的是士大夫将禅宗应用于生活，探索生活真谛，寻求人生意义的工具，在信仰的虔诚性上并不突出，对佛理的探讨也是很薄弱的。居士佛教的繁荣促使佛教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刻的传播，佛教的世俗化进程进一步加大。
唐宋时期佛教的民间化倾向最为显著。首先我们从宋代的佛教政策看，政教关系处于良性状态。宋太祖下令停止毁佛，把佛教当作扩大对外联系的重要纽带，971年，救令高品、张从信印刷(大藏经)，译经活动蓬勃展开。975年，明令禁止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夜集士女等多种活动，防止聚众闹事。南宋采取了稳定佛教发展，又防止佛教闹事的政策。这一点还可以从佛教的僧官制度以及对寺庙的管理上看出。与唐代相比，宋代的政教关系更加稳固，更处于良性循环中。这种政教关系使佛教归属于儒教伦理之下，促进了佛教积极主动地接近儒教。其次，从当时佛教民俗化的进程看，烧香拜佛、析愿、诵经、造像、建寺、放生、法会、庙会、火葬广为盛行，佛教对宗法制传统宗教产生深远影响，佛教节日融人社会生活，佛教救济完善着社会公益。最后，从民间佛教的派别看，683年4月白铁余起义、942年张遇贤起义，宋末白莲教与白云宗都折射出民间佛教的兴盛。
宋代以后，印度佛教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减少，在民间也是如此。元代以后，佛教的发展也是禅宗和净土最为流行，佛教的民间化依然深人。从唐宋佛教发展的整体趋势以及元代佛教发展的走向看，佛教的民间化涉及到民俗化、异端化、民众化的问题，综合唐宋时期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来看，三者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佛教的世俗化是佛教在与世俗社会的交往中，逐渐弱化神圣性，影响社会的领域也逐渐减少，这意味着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世俗化倾向。同乘佛教相比，大乘佛教的世俗化必然更加明显。因为世俗化本来的含义指向的是宗教同世俗社会交往产生的关系，或者宗教自身神圣性的减弱。佛教的民俗化可以是生活层面的，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在外延上是非常宽泛的，并不具有阶层的差别。佛教的节日、庙会、法会、念经、造像等都可以是世俗化的舞台。佛教的民众化是指佛教为满足百姓需要而在信仰的灵活性、修行的多样性、施教的针对性等方面不断扩展的过程和现象，它主要针对的是百姓阶层，同精英佛教之间有明显的差别。佛教的世俗化、民俗化、民众化和异端化同属于民间化的范畴，只是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唐宋时期，佛教的历史转折有些表现为印度佛教在精英领域的中国化，有些则表现为印度佛教在民间领域的中国化，两者之间的互动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时期的佛教转折，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印度佛教走向中国社会深处的进程。就佛教义理兴趣的日趋衰微来说，印度佛教的显教和密教、小乘和大乘已经完全传人中国.通过格义和判教，佛教理论基本实现了中国化。民众通过读经、念佛、造像等活动以获得功德，其中体现的他力拯救与精英领域的自力拯救是完全不同的。三教合一日益成为当时的文化主流，永明延寿就积极主张三教合一以及禅净合一，这与大乘佛教的特点以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是紧密相连的。于是，上层僧侣和士大夫以及民众都参与到结社等活动中。正是在这种互动中，精英领域的佛教和民间领域的佛教都出现了某些变化。播桂明先生认为，净土信仰和念佛实践是佛教各宗的共同归向，结社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福田和修证，而是往生西方净土。虽然上层僧侣和士大夫在结社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简单易行的修行法门以及浓厚的信仰氛围逐渐使印度佛教转向中国民间，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印度佛教中国民间化的整体进程。
唐宋时期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与中国佛教历史转折的关系最突出的体现在印度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完全融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从思维方式、文化内涵、心理结构等各个层面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人，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依然挥之不去。
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更加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不同民族的群体以佛教信仰为纽带加强民族交往和民族团结，这在印度和中国的不同民族之间表现得很明显，即使在中国的“胡汉”之间也是如此。李四龙在谈到后赵石虎事佛的情形时讲:“石虎，这位历史上罕见的暴君，在听信了神僧佛图澄的劝告后，大力推广佛教，这使‘胡汉杂居’的北方，很快实现了民族的和解。以前的汉人政权，并不允许汉人出家，佛教往往是在西域来的侨民中间流传。但到这个时期，禁令已经不复存在，汉人可以自由地出家为僧。”其中，佛教在民众之间的传播起着很大的作用。
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强化了中国人特有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结构。法律和儒家道德规范是约束中国古代民众最主要的方式。在印度佛教传人以后，儒家道德规范的主宰性地位有所淡化，佛教成为民众遵循日常行为规范的标尺之一。佛教的为善、布施、持戒等规范因为背后有神圣性目标和超人间力量的支撑而更加具有主动性，并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参加庙会成为人们祭祀神灵的活动之一。佛教对信众从外在形式和内部修行方面做了相应的规定。佛教的平等、慈悲、忍让很好地适应了世俗社会的要求，和中国的谦让、温和、宽容等精神颇为一致。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民众能够普遍接纳佛教的元素，在实际生活中佛教伦理、戒律、礼仪都能得到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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