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佛教和民间佛教共同反映出印中文明交往的以下特点:实践性、互动性、开放性、多样性等特点。第一，实践性是文明交往的本质属性。印度佛教同中华文明交往的过程属于实践的范畴。在交往过程中，有的翻译佛经，并且根据对儒道等文化的理解加以创造和发挥，有的运用道教文化去理解、解释佛经，着重发扬印度佛教的某些思想、学说，创立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这些都是精英佛教实践性的表现。民间佛教的实践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印度佛教向民间的传播过程中，僧侣以转读、变文、神通随机化导众生，引领民众进行读经、布施、持戒等活动，使印度佛教适应民众需要，这本身就是实践活动。精英佛教和民间佛教都体现出印中文明交往的实践性特征，这种实践性同时伴随着创造性。第二，互动性。印度佛教之所以能够传人中国并且被接受，既反映出印度佛教适应和影响着中华文明，又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缺失以及中华文明的宽广胸怀。这体现出文明交往的互动性。互动性是印中文明交往的必然特征。印中文明交往表现了两者既是一个相互冲突的过程，又是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印度佛教与民间文化不同组成部分有不同的交往模式，它们的揉合也反映出不同文明互动的特征。由依附到冲突再到融合构成了互动性的表现形态。第三，开放性。开放性是印中文明交往的先决条件，这在民间佛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民间文化积极吸纳印度佛教有益的成分，并结合民间社会的需求，进行扬弃、转化和创造。这不仅是一个“印度佛教化”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化印度佛教”的过程。这不仅是印中外部文明交往的过程，而且也是内部文明交往的过程。这不仅是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交往，而且也是作为两者交往成果的民间佛教与中国民间文化的继续交往。印度佛教深深扎根并且深远影响着中国民间，富有充足的活力。第四，多样性。多样性是印中文明交往结果的呈现样式。印中文明交往的开放性意味着印中不同文明以及相同文明内部的相互交往，因此，在交往的轨迹上必然皇现出多样的态势，这是由文明的多样性决定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中国文明的不同组成部分的交往在轨迹上表现得多姿多彩，不同的中国佛教宗派和民间佛教的不同类型就集中体现了文明交往的不同轨迹。

    与精英层面的佛教中国化相比，民间领域的佛教中国化还体现出印中文明交往的以下特征:第一，民众化。民众化是印中文明交往的显著特征。民间佛教是民间领域印中文明交往的历史结晶，它的信仰群体上是民众，类型归属是民间文化，生存领域是民间，因此，民间佛教直接体现了印中文明交往的民众化。印中文明交往的民众化反映出民间佛教具有不同于精英佛教的特点，同时民间佛教与精英佛教存在密切的关系。第二，世俗化。世俗化是印中文明交往的必然结果。随着印度佛教中国民间化的不断进行，世俗化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其中的商业色彩越来越浓厚，佛教色彩越来越淡化，信仰群体上越来越倾向于个人化，这表明，印中文明交往的世俗化越来越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第三，背离性。背离性是印中文明交往的特殊性。在印度佛教中国民间化所形成的不同佛教类型中，有些佛教形态形成后偏离了印中文明的主流甚至成为与其对立的形态。这种背离主要体现为超出正统而成为异端。第四，迁徙性。杜继文、’魏道儒在《中国禅宗通史》认为:“没有流民，就没有唐、五代的禅宗;没有士大夫，就没有两宋的禅宗。”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与佛教信徒的流动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外来僧人的迁徙形成佛教在中国不同地域的传播，而且人数更多的中国弘法者的迁徙进一步改变着印度佛教向民间传播的地域分布和文化走向。迁徙性决定了印中文明在不同地域的交往中形成了不同的民间佛教风格与不同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