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释迩牟尼创始以来，历两三千年，跨数万公里，在全球生生不息、繁衍流传。这其间随着不同视域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随着受众文化根基以及察赋的差别，佛教的教义教旨也逐渐演变，形成众多的流派宗风。但总体言之，佛教的根本鹊的，仍然在于释迎出家时所发的誓，即《大善权经》所言:“我若不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终不还宫!我若不得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复不能转于法轮，要不还与父王相见!”，又《佛本行集经》卷十六曰:“我今为诸天人世间作利益故，发心出家!”“我今欲为一切世间求解脱故，出家修道。”
由此可知，佛教所欲解决的问题，亦即释迩出家的根本动机，当是断除生老病死以及摆脱由此产生的无穷忧悲愁苦，解脱这些由人类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根本痛苦。从一己之解脱。扩充至一切众生，为无量众生的解脱开辟一条阳光大道。佛教传至中国，“解脱”被称作“了生死”。意味着生死事大，生死若了了，一切由此引发的自命惜财等行为，以及在这过程中裹挟而来的种种痛苦都没有了。生死为诸苦之本，“了”生死则有“了悟”、“了结”生死的意味。当然，从印度原始佛教来说，这个“了”并不仅仅是认知上的改变，还带有感官的甚至身体方面完全的改变。因此，生死问题是佛教信仰的核心所在，对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是佛教徒安身立命的根本。遍查历代佛典、佛教徒的事迹，从思想以及行为上，佛带领着信徒们始终矢志不渝的解决这一问题。虽然，佛教信仰的建立对于不同的信徒来说，不无社会问题、个人命运的原因(这也能解释入门求道的动机)，但是对于很多信众，尤其是释迩本人这样，福智双全的太子贵族而言，内心的求道动机，恐怕就是产生了根本性的对于生死问题的畏俱了。
释迎牟尼创始佛教，反映了当时这一类有闲人士在摆脱物质层面的困扰后，极力对自身存在作深刻的反省，渴望摆脱对生老病死的畏惧及超脱的要求。这一要求，对于现实中苦难重重的人类来说，具有极高的意义。人类本性向上的精神追求与现实中疾灾苦厄的束缚构成了千百万年来永恒的根本矛盾。佛教意图解决这一矛盾，展现出人性中趋乐避苦、追求永恒幸福的本能动力。这种动力深潜于意识的深层，转化为一类跃动不已的追求，极力试图改变现实生存环境，改变自身、升华生命，变自在状态为自为状态，使有限趋于无限，令对生老病死的畏惧转变为对永恒幸福的涅架之追求。这种追求使得人类文明具有了一种不断发展的力量，成为宗教产生的根源。
佛教所欲解决的问题，直到今天也未从根本上改善。生老病死忧悲愁苦，这种种的苦厄，显而易见是超时代、跨阶级、越民族的。人类无论贫富、贵贱、高低，总是无法摆脱这一问题。富贵者区别于穷人的生老病死，但依然避免不了其来临时的苦感。这就形成了佛教信仰的根本基础，上至封建帝王，下至现代人，不可否认的是，没人希望自己早老、早死、生病。科学诞生的几百年来，源源不断的创造出瑰丽的文明，但相形见细的是，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追求，甚至于身体疾病，仍然是束手无策的。科学无法解决生老病死与现实苦难的矛盾，人类的向上意欲却成熟己久，宗教便挑起了这一重担。与近现代科学完全不同的是，佛教所采取的方案是:它从人类精神方面着眼，把引起生老病死等诸苦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人的内心，所谓“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它的解决方案庞繁复杂，其中瑜伽、禅定便是根本技术，以求达到解忧脱苦、究竟涅架。
佛教大小乘及各宗派教义，以生老病死诸苦之解决为中心，其中包含了对生老病死之源的追寻、对人生整体的评价和具体解决生老病死问题的修证方法等内容，这些内容被佛学归纳为释迩牟尼最初悟道时所说的“四圣谛，
第一“苦谛”，是说人生世界，一切皆苦，纯苦无乐，而众生无知，反取苦为乐;归纳其类，分为“八苦”，即“生、老、并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炽盛”等(南怀瑾，2003，第25页)。从根本上理解，身体与心灵乃至现象界中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当中，生生不息、变化不己，不可常住，这与人类心理苦”。
第二“集谛”，即因为众生自寻烦恼，以采集苦因而成苦果，误以为乐。而烦恼则起于执有“实我实法”的“无明”。这是分析苦谛的原因。
第三“灭谛”，根据因果原理，烦恼、无明灭则生死灭，而达到离苦得乐的境界，所谓“生灭既灭，寂灭现前”，是为涅梁。
第四“道谛’，，即必须要以求证道果，升华人生而得达究竟的法门。道为灭因，灭为道果。
这“四圣谛”是佛教大小乘及各宗派教义的宗纲，总摄了佛教人生观、解脱论等诸思想，惟有在对“四谛”的解释上有深浅广狭，在“道谛”内容上有分合广狭的的分别。一般来说，大乘与小乘，在思想、实践、与求证方法上区别很大。
就根本宗旨而言，小乘佛学纯粹从出世思想的立场，看世界，是一个痛苦烦恼的世界;看人生，是一个悲观罪恶的人生，因此要求出离世间，要求解脱人生。他先由学理思想，对于理论上的了解，从实践绝对道德的戒行作起，到达求证禅定而得解脱，其最终的目的，认为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生死的轮圈，永远得到住在绝对寂静清虚的道果之中(南怀瑾，2003，第28页)。大乘则认为，小乘所解脱的只是“分段生死”，尚不究竟，因为在三界外，尚有微细的“变易生死”，乃大乘佛道所断。因此，大小乘均须求道者发“出离心”来达到出离生死之苦。大乘不但发愿自了生死，还要度尽未了的众生。代表大乘的菩萨道包括自利、利他以及佛果的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意义，菩萨即是多情的慈悲救世的得道者。《金刚经》说菩萨要度尽包括微虫在内的一切有情众生，且不能有度众生的念头在内，方成正果。行愿在大乘体系里尤为重要，被称为“发菩提心”，包括向上心、慈悲济度心与出离心。总之，大乘讲究身人世而心出世，以济世救众生为基础的，是可以牺牲自我而救世救人的，所谓“同体之慈，无缘之悲”。
就道谛而言，早期小乘修习“八正道”，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等，另与“五根”、“五力”、“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七菩提分”等合为“三十七道品”，后期概括为戒、定、慧“三学”“三学”以持戒、修定、修慧为次第修行的基础，最终达到解脱，与解脱知见的究竟:一是“增上戒学”，即不当作的不能作，应当作的不能不作。总括起来就是通称的“七佛通诫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二是“增上定学”(心学、意学)，也就是禅定。如果说戒是为善去恶，定便是心的收摄;三是“增上慧学”，谓学习佛学、思考佛学、修习佛法，即通称的“闻思修”三慧，从而获得佛教所说的智慧。这三慧中的“修所成慧”，仍是注重禅那，依教理在定中修观。因此，戒的作用，像是治病的药;定的作用，像是调补的药;慧的作用，像是指导生活的知识(忍法师，2003，第64页)。
大乘所修“菩萨道”，是扩充小乘“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的法门，构成“六度”。所谓六度:(1)布施。大乘以尽其我之所有，我之所属，彻底作为布施，以满足众生的欲望，以感化众生的铿贪。布施又分三种:一为外布施，即以财物身命等做布施，又名财布施，以知识学问智慧等作布施，为法布施(此布施功德最大)，二为内布施，使自己内心放下一切贪欲的心，三为无畏布施，给一切众生以平安、安全、无恐怖、精神上的支持与保障。(2)持戒。从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开始，至于起心动机，无一非戒律，大乘的戒律，不但是行戒形戒，实际上，完全为诛心之论的心戒，例如为善的动机而为求名，即犯大乘菩萨之戒。<3)忍辱。锻炼忍耐力、包容力，即“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统统为了慈悲救世而出发，而且要做到内心了无忍辱的观念存在，才算忍辱。(4)精进。就是随时随地，勤奋努力求证的恒心，所以精进，与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与后面的禅定、般若为伴侣，无论进修哪一度门，都是须精进不懈方可。(5)禅定。包括小乘四禅八定与九次第定的内容，扩而充之，至于动中、静中，在内、在外，无时、无处、无一而不在禅定中的境界。(6)般若。般若为梵语，如用中文的译义，等于智慧，但中文的智慧，往往与聪明相通，聪明在佛学上，被称为“世智辨聪”，是由于感官的灵敏，和耳聪目明而来，并不足以代表般若内涵的智慧(南怀瑾，2003,第29页)。复由六度成就的扩展，作为利世利人的入世辅翼，便有另外四度的成立:方便善巧、愿、力、智，合称为“十度”。总之，大乘道不但像小乘三学那样，以个人内向地制御自L}、自净其心为旨，而且还有小乘三学所不具的外向度化、利益众生的积极意义，这无疑较小乘三学的实践更多有益于社会人众。
新闻动态
殡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