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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观念与小说结构

来源:2021-05-16 10:21:11
    佛教观念中有一种重要的“因果报应”观念。“因果报应”说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佛教教义认为:人们现世的富贵和贫穷是由其前生行为决定的.而今生所做的善恶作为又决定了来生的发达和困窘,且因为灵魂的永存,如此般的循环会轮回不止,基于以上所述,人们对现在的贫穷和苦难不必在乎,亦无须抱怨。只要多多积德行善,便可使来生享福。诸如此类的虚幻的佛教观念消除了人们对于现实的困惑,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安慰的同时,告诉人们在贫穷和苦难的现实中企盼来世的幸福之路,以给人带来无限的希望。综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便是这种学说世俗化的解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的俗语,都是“因果报应”说的通俗化表达,也世人的自我警醒和心中愿望的流露。早在东汉末年,“因果报应”观念就随着佛教思想在社会上的流传而广为传播,在上至官宦,下至贩夫走卒中都有着广泛的社会存在。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着许多类似的观念,如早在战国时期的《易·传》就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等等,因此,企盼善恶有报的精神寄托便在我们这个民族心理中深深地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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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观念与小说结构

    这种因果报应观念对我国话本小说影响重大。应当指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因果报应”现象连绵不绝,几乎与这些小说相始终,并进而影响到现当代的小说创作,这种生命力如此强大并且持久的文学现象,的确发人深思。“只要浏览一下我国的话本小说一一即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便会发现。从辑结成集的第一部早期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到被称为我国最后一部话本小说集《跻春台》,每一部作品都有‘因果报应’的劝戒与说教。··一可以说这已成为中国话本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上的确,“纵观我国话本小说的演变,我们不难发现,自兴起于唐代的俗讲话本小说就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小说中弥漫着‘因果报应’观念。到了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其主旨主要体现为‘因果报应’的劝诫。发展到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中也突出地体现出小说以‘因果’、‘劝善’为主旨的创作倾向。所以,明代拟话本中出现不少好人修好得好,恶人作恶受惩的大团圆结局小说也就不足为怪了。”明清章回小说,世情小说,更是到处都弥漫着佛教中的“因果报应”的气息。这种气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的弥散开来,挥之不去。这种种的社会心理的流露,应该说,人们为了来时的幸福之路和子孙的安康而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是对自身来说的时刻提醒;而希望恶人得到应有报应的愿望,是因为面对无能为力的事或者无法管的事,如果再没有“因果循环,善恶有报”的精神寄托,人们就无法从内心的苦海中解脱,而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观念恰好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寄托,正是好人最终会有好报,恶人最终会受惩罚的“因果循环”,可以使苦难的心灵得到一丝慰藉.于是,在这样“天理昭彰,报应不爽”的观念的影响下,就导致李渔小说中许多作品的结局都是以完美的结局结束,这样的结局中好人得到了好报,恶人受到了惩罚,有情人终成眷属。
    李渔在《闲情偶寄·语求肖似》中放言自我:“未有真境之有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做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做王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做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筑之上.”的确,读者可以在李渔小说离奇的故事里“为所欲为”,从而得到片刻的思想上的解脱,安慰苦难的心灵。凭着李渔这种特有的自信,他可以让人一夜间家财万贯,一夜间穷困潦倒;他让刘藐姑为情而纵身鱼腹,又因情深感动上苍,重获新生;他可以让书生吕哉生交上桃花运,使三个妓女真心实意地爱上他;他可以凭着“时来运转”、“好人好报”的口头禅让蒋成、秦世良命运转变,他在他的故事中构思了许许多多的巧合,以致让人难以置信.李渔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几乎篇篇都是喜剧。在他的作品里,没有苦恼和悲哀,到处洋溢着欢乐。在这个充满了愉悦的世界里,命运没有给人设置不可超越的障碍,他们不需要太多的磨难,更不需要过多的抗争,他们是作者对幸福和安乐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