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参禅学佛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如北宋殿中侍御史孙升上奏曰:“比来京都士大夫顾不自信其学,乃求问于浮屠之门,其为愚惑甚矣。臣访闻慧林法云,士大夫有朝夕游息于其间,而又引其家妇人女子出入无间,参禅入室,与其徒杂扰,昏暮而出,恬然不以为怪,此于朝廷风化不为无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佛教居士队伍得到了壮大,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居士。在崇尚参禅学佛的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居士士大夫们大多喜爱结交僧友、参游著名的寺庙与道场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日的诗文。如润州金山寺、庐山东林寺、开封相国寺、普陀山等著名的寺庙与佛教道场都是居士士大夫向往并参拜较多的佛教圣地。大量有关这些寺庙道场的诗、词、游记等被流传于世,也体现了这些著名寺庙道场在佛教界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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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期参拜过乐山大佛的著名居士士大夫并不多,从他们留下的诗文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其中苏轼、苏辙、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等都参游过大佛并留下了诗文。如苏轼的(初发嘉州》、《送吕昌朝知嘉州》、《送张嘉州》都对大佛的庄严奇美进行了描绘;苏辙的《初发嘉州》中写道“飞舟过山足,佛脚见江浒。舟人尽敛容,竞欲揖其拇”,绘出了大佛伟庄严及百姓对之敬仰礼拜之情;黄庭坚在凌云山留下“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从此春春雨后,乱随游水到天涯”一诗,表达了他到凌云见大佛一笑,如见世尊拈花,用禅宗顿ur}心,寻求澄澈自由的境界心境。南宋诗人范成大曾游嘉州,在其《吴船录》中留下了许多关于大佛的描述,“踌石瞪登凌云山,寺有天宁阁,即大像所在”,“为楼十三层,自头面及其足,极天下佛像之大,两耳犹以木为之。”对大佛的极壮观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此外于西巫作《凌云九顶》进一步抒发自己对大佛的赞美之清。陆游代理嘉州知州时,流风善政,修堤筑城,他游凌云大佛所作的《渴凌云大像》让大佛镇守三江,巍溯士伟之相跃然于见。
以上五位居士,苏轼、苏辙为四川人,黄庭坚、范成大、陆游是到川为官时参游乐山大佛的。宋时期,除他们之外基本就寻不出有关大佛的诗词了。除了居士士大夫的诗词,两宋时期的文献资料中,其他有关乐山大佛的文字记载也寥寥无几。
如《四库全书》中有关宋代时期乐山大佛的文字记载就极少。由此来看,乐山大佛在宋时期其地位并不突出,影响力十分有限。
此外,从大佛及其周围的寺庙是否得到皇族重视与救赐也能看出其地位与影响力。这里我们可以以峨眉山作为参照。与乐山大佛相邻峨眉山普贤道场得到了宋皇帝的支持,宋朝的多位皇帝都对峨眉山进行了救赐。如: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先后救赐白水寺御制书百余轴,以及七宝冠、金珠缨路、装装、法器、供器等;太宗于太平兴国五年(980 ),召白水寺住持茂真入京赐诗嘉奖,并赐黄金三千两铸普贤大士铜像;仁宗御赐白水寺红罗紫绣裂装、宝环,嘉佑七年(1062)御扎颁赐经藏、经纸俱碧睡纸销银书;徽宗崇宁间,救赐白水寺钱蟠及织成红幢;孝宗淳熙七年( 1180),中峰寺别峰禅师至京师,命开堂于灵隐山。在宋朝皇帝的支持下,峨眉山普贤道场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乐山大佛与峨眉山相距不过三十多公里,却并未得到这般待遇,可见在大佛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基本可以看出宋代时期乐山大佛在四川特别是川南的佛教中还是具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的。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它的地位并不突出,影响力也是非常的有限,它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