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苏轼礼佛中现实性的取向还表现在，一方面，从世情角度，苏轼重视禅宗式的任性自然、平淡悟道而不离生活;另一方面，从身为文士的角度出发，苏轼也重视佛书中的理致，而鄙薄不事文字、轻言明道的礼佛行为。禅宗注重人的心性炼养，不在意坐禅研经，这种崇尚明心见性、内修去欲的方式与苏轼十分契合。苏轼对禅宗的另一喜好在于禅宗以外在的偶像，执着于自身为要径，从而摆脱对外物的执妄，修得正果。基于此，禅宗便不在意陋条陈规，甚至呵佛骂祖，戏言谑语都可以成为修行的方法。苏轼任情好谑，在这点上兴许双方本就心心相印，有着一互动的过程。元佑时，苏轼二任杭州，在给苏辙的信中苏轼讲述了他的一段异梦:“明日，兄之生日。昨夜梦与弟同自眉人京，行利州峡，路见二僧。其一僧，须发皆深青。与同行。问其向去灾福，云:‘向去甚好，无灾。’问其京师所须，‘要好朱砂六钱。’又手擎一小卵塔，云:‘中有舍利。’兄接得，卵塔自开，其中舍利集然如花。兄与弟请吞之。僧遂分为三分，僧先吞，兄与弟继吞之，各一两掬，细大不等，皆明莹而白，亦有飞进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吃了。’弟云:‘吾三人肩各置一小塔便了。’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无缝塔。’僧笑，遂觉。觉中噎噎然，微似含物。梦中甚明，故闲报为笑耳。n[5](P16)以佛舍利为谈谑的对象，道来娓娓如实，以博一架，看似对佛祖的大不恭敬，实质却是禅宗的修行方法之一。正如《五灯会元》所载天然禅师天寒取寺中木佛烧以取暖一样[6](P262)，其蕴意如汤一介先生所言:“照禅宗看，自己本来就是佛，那里另外还有佛?他们所呵所骂的无非是人们心中的偶像，对偶像的崇拜只能障碍其自性的发挥。”川苏轼着意于现世人情，因于人情的多变性、通融性，而不喜外界的丝毫羁束。顺延至佛教，他就不会在意持斋守律。这种呵佛骂祖的方式，恰好满足了苏轼任情好谑的现实需要，也有助于苏轼化解对现实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