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礼佛的现实性表现之二在于他对佛教的参悟和取用，以此来直接满足主体自我现实性的需要，显现出世情化和功用化特征。

    “乌台诗案”对志在奋励的苏轼的打击是巨深的，“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个中的惊恐程度，形于言表。尽管有出狱后“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障人”[a]cPloos，的喜庆，但此后的他不再有前时的气盛敢言，而是在很长时间内，极其惧怕现实政治事物。深深的“畏祸及身”的恐惧，使他一方面只能将对现实的关注融入给友人的书信中;一方面，则通过“埋头”于佛教来避开现实的政治漩涡，佛教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他规避现实斗争的蜗居之所。

    初滴黄州不久，苏轼在给“为某所累尤，深”的王定国的信中叙述了他的心情与日常举动:“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甚自幸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渴人。所云出人，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聊以自娱耳。出人僧舍，并不是笃好佛法，只是大难之后退居炼养。其所以相中僧舍佛寺，只是因为那里有宁静的氛围与雅致的环境，能满足自己“聊以自娱”的现世情怀。寄寓黄州安国寺，苏轼看重的也正是那里“有茂林修竹，破池亭榭”，可以‘’焚香默坐，深自省察”，“物我相忘，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从而获取“一念清静，染汗自落，表里愉然，无所附丽”的心灵境界。苏轼是闲人雅士，可以参禅道揭，但不是佛中人。他的“归诚佛僧，求一洗之(不中之道，不足之性)”，实质只是通过佛寺的宁谧氛围来暂时忘却外界的纷扰与苦痛，求得一息之宁。在与友人的书札中，苏轼进一步申明他“时作僧佛语”，只是因为“多难畏人”，不敢再作“文字”，以防罗织。“但得罪以来，未尝敢作文字。《经藏记》皆迎语，想酝酿无由，故敢出之。n[1](P7752’甚至即便为“璋师”作《罗汉堂记》，也得“侯试思量仍作伽语”，以求全身远害。即便如此，苏轼在给友人的信中还是改不了汲汲事功、好发议论的一面，对时政常所议及，只不过偶尔要交待一句“勿以语人”之类的话罢了。不难看出，苏轼“潜心礼佛”的初衷，并非是潜心坂依佛门，只是在于它规避现实的权宜之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