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佛教一样，道家、道教也注重对现世的摆脱、淡化，着力寻求自我主体性的独立和张扬，这虽然适合自修与炼养，却往往同儒家的现世事功相左。苏轼对佛教的批驳贬抑往往就并同道家、道教而进行。熙宁四年，关涉到对现实人才教育及人主治政方略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时，苏轼就不惟对佛教，而且对其深契于心的老庄之学也大力加以挞伐:“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粥(鸯)书于市者，非老庄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超然无著而不可握，岂此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元佑时，经历过激烈政治斗争，被迫长期外避的苏轼重人朝堂，在上太皇太后生日的贺表中，他又对佛老予以攻击:“放亿万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饭无数之细褐，岂如散察以活饥民。如果说苏轼因其正处青壮年，希求大有作为而对佛教轻加疵议的话，那么当其历经“乌台案”这一重大政治挫折及一系列政治上的交斗罗织后，身心俱疲，优于仕进的他仍然强调“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而一旦拥有对现实的发言权，就同样对同现实政治施作产生负面影响的佛教大加垢病。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究其终始，释家思想在苏轼的思想体系中只是儒家“人世”思想的必要补充，它们的取用、舍弃及现实地位，只能决定于苏轼现实中的政治地位与人生景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