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护的译经团队在汉魏西晋佛教译经团队中属于规模较大的组织，译经团队的成员也较多。其中除合译外还有其他活动的是竺法乘、聂承远、聂道真。

    竺法乘年少时依法护为沙弥，跟随法护学习佛法。“乘后西到墩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后终于所住。”竺法乘之后去敦煌建寺传法，在佛法的感召下，敦煌戎狄一改野蛮，渐习礼仪。竺法乘使当地佛法大兴。《出三藏记集》卷七《阿惟越致遮经记》记载“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菩萨沙门法护，于敦煌从龟兹副使羌子侯，得此梵书不退转法轮经，口敷晋言，授沙门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悉闻知。”太康五年，竺法乘在敦煌参与竺法护的译经，并负责写经以供流布。有学者推断当时竺法乘己经在敦煌开始立寺弘教，竺法护在敦煌译经的寺庙便是竺法乘所住寺庙。裕录中未见竺法乘译经数量的记载，僧传中称竺法乘最后终于所住之寺，这表明竺法乘为师父法护完成抄经任务后，再未从事译经事业，直至圆寂前都在敦煌说法弘教。

    聂氏父子是竺法护译经团队的主要译经成员。《出三藏记集》中这样记载聂承远，“时有信士聂承远，乃更详正文倡，删为二卷，今之所传经是也。承远明练有才理，笃志法务，护公出经，多参正焉”。④聂承远认为竺法护译出的《超日明经》内容繁重，不便于传播。于是聂承远将此经更改删减至两卷。经聂承远删改后的版本流行起来。《开元释教录》中称“(聂承远)后于惠帝代自译《超日明》等经二部。”聂承远是将竺法护翻译的版本进行更改，并非聂承远亲自手执胡本翻译。因此《超日明经》并非聂承远自译。《历代三宝纪》卷十五和《大唐内典录》卷二记载清信士聂承远译经三部四卷，《开元释教录》卷二称聂承远译经两部三卷，较前者稍有出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聂承远不仅独自译经，还更正法护译本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