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界关于早期译经原本问题的研究成果

    译经流程中多见“手执胡本”、“手执梵本”、“转胡为汉”等字句，关于早期佛教译经团队使用的经本到底是胡本还是梵本，学界己有先贤研究出成果。

    马祖毅先生将早期译经的原文问题做了研究综述。他指出，法国学者列维发现最早汉译佛经所用的术语是经西域作为媒介翻译过来的，而不是从梵文直接翻译。任继愈先生在《中国佛教史》中推测:东汉及三国时期的汉译佛经都是来自天竺、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地以及我国西部地区的僧人介绍过来的。当时所据的是天竺文字还是西域文字，现在不甚清楚，其中可能有不少是西域当地的语言。到南北朝时，中国人讲到佛经的翻译还常说“译胡为秦”(秦指符秦、姚秦)。竺法护译经所依据的原本不是流传到西域的“梵经”，就是在西域诸国流通的“胡本”，这大体反映出天竺到西域佛教思想的基本面貌。西域作为佛教文化的中转站，为中国佛教输送原本佛经，直接推动中国佛经翻译的发展。

    因此，汉魏西晋佛教译经团队所依据的原本佛经多为西域本，但也有少量梵经。

2、汉魏西晋译经所依原本问题

    从目前的文献记载来看，早期佛教译经团队所依的经文主要依靠两种方式来源:一是域外僧人背诵的佛经。比如:《文殊师利净律经》是由域外僧人寂志诵出，但是由于寂志未完全记住，所以缺失了几品未译。之后寻得原本经文补足全经才重新翻译。口诵方式的弊端暴露无遗。背什么类型的经、背出多少卷本、背出的佛经是否有误，这些问题都无文本可以参照。梁启超先生认为竹帛书写不便和保持教宗神秘是早期佛教无写本可译的原因。二域外僧人带来的经本。此种情况较多，不再赘述。三是汉僧西行取回的经本。此种情况为朱士行西行取经，派弟子送《放光经》回汉地。

    域外僧人带来和汉地僧人取回的佛经是自译还是他译?首先，域外僧人将佛经带来中国后，既有自译也有他译。比如:维抵难将佛经带来汉地后，与竺将炎一起译经。这属于带来经本自己翻译。昙果将佛经带来中国后，由康孟详和竺大力一同翻译。这属于带来经本给他人译。另外，汉地僧人取回的经本多由他人翻译。朱士行就是典型的代表。排除朱士行未回汉地的这一因素，结合域外僧人带来佛经给他人翻译的情况，笔者认为这主要取决于自身的译经能力，即梵汉双语的能力和对佛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