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精英在丧事中推崇新式丧礼，如追悼会、公祭等形式，反映了丧葬文化向集体化、社会化的转变。特别是在范绍咳和蒋雨若的丧事中，丧葬活动不仅限于传统的家庭仪式，而是通过集体的追悼会和公祭来进行。公祭作为一种现代丧葬形式，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既避免了私人仪式的浪费，也突出了丧葬的社会功能。而卢作孚母亲的葬礼也鲜明体现了地方精英在处理传统丧葬礼俗与新型仪式关系的文化韧性与调适。

                                 浏河公墓,浏家港陵塔,皇家陵园,

    范绍陕的葬礼“定于三月二十九日在新运会开会追悼”，这一安排体现了丧葬形式的转变，从家族私密的丧葬仪式，转向更加公开和集体化的纪念方式，更为强调丧葬活动的社会意义和集体性质。在蒋雨若、闻百之等人的丧事中，湖北旅渝同乡会发起的公祭活动也是一种新式丧礼的体现。公祭仪式不仅体现了对逝者的集体敬意，同时也增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日记作者被邀请为主祭，这一举动显示出地方精英群体对集体丧葬仪式的认同与支持。这种集体性的丧葬活动不仅减少了传统丧葬中的浪费，还推动了社会对现代丧葬形式的接受与实践。这些丧葬活动都体现了新式丧礼理念的普及，通过公祭、追悼会来进行集体的纪念，既能减少了私人丧葬的浪费，同时也让丧葬成为一个公共活动，加强了社会的集体参与。

    与传统丧葬形式中的繁杂礼节不同，许多地方精英在丧事处理过程中强调丧葬仪式的简化和标准化。当时范绍陕的丧事虽规模较大，但在仪式上更加注重简化和规范化，其中提到:“祭毕，雨若之弟雨山、予勤，向我等商筹葬地。”这一安排进一步体现了新式丧礼的简化趋势，即丧葬事务更多地依赖于集体协调与公共资源，而非通过家庭的私下操办。对于传统丧葬礼俗中初丧仪式中发讣告这一环节也有所取舍，他们更倾向于更为便捷的“登报通知”。

    新式丧礼的推崇，反映了地方精英对丧葬文化现代化的支持。通过公祭、追悼会等方式，丧葬不再仅仅是家族的私事，而成为一个社会性的活动。丧葬活动更强调体现死者的社会价值，而非过度关注家庭体面或奢华表现。丧葬费用应与死者的贡献相匹配，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奢华或社会体面的象征，这反映了对丧葬形式现代化的认同，并表明丧葬应当更加务实，注重社会功能而非个人炫耀。

    卢作孚母亲的葬礼则呈现出传统仪式与新式礼仪的有机结合。整场葬礼“仪式古制”，保留传统丧葬礼俗的核心环节的同时，具体执行方式上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改良，生动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礼俗演变的典型特征。在传统仪式保留方面，葬礼严格遵循了传统丧礼的基本架构:首先通过正式讣告告知亲友，随后接受吊唁，继而举行展奠仪式，最后完成送葬环节。这些核心程式的保留，确保了丧葬活动的文化合法性和社会认同度。

    而在形式创新方面，葬礼的现代性特征同样显著。讣告的发布突破了传统“遣人报丧”的方式，选择在《嘉陵江日报》等地方报刊刊登，大大扩展了信息传播范围。吊唁活动也呈现出新特点，除现场吊唁外，接受电报唁电这一现代通讯方式，民生公司各地分支机构、卢作孚的学界友人等多通过电报表达哀思。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葬礼在保留传统仪式精神的同时，对形式进行了有意识的简化与改良。送葬队伍虽规模盛大，但严格限定行进路线和时间，避免扰民;祭奠用品以鲜花代替部分纸扎，既保持了仪式感，又符合现代审美;谢绝一切丧礼馈赠的做法，更是对传统人情往来的革新。卢家的做法不是简单地用新式取代旧式，而是通过选择性地吸收现代元素，实现传统仪式的内涵更新，它具体而微地呈现了民国时期社会精英如何在新旧文化之间寻求平衡。这种改良路径，既避免了文化断裂带来的认同危机，又顺应了社会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为理解民国时期礼俗变迁的复杂过程提供了重要参照。

    通过对丧葬活动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地方精英在丧葬活动中的行为特征:一方面，他们倡导丧葬费用的节俭，批评传统丧葬文化中的奢华现象，在丧葬活动中将节俭理念付诸实践;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推崇新式丧礼，尤其是公祭、追悼会等集体纪念活动，力图实现传统礼俗与新式仪式的调适。这种丧葬理念的转变，既是对传统丧葬文化的批判，也是对现代丧葬形式的支持。在社会动荡与经济困难的背景下，地方精英的丧葬行为反映了他们对节俭、简化丧葬仪式以及集体化丧葬活动的推崇，体现了丧葬文化在当时社会中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