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传统丧葬礼俗中，经常以葬礼的花费作为表现孝心的标志，同时也是一种作为炫耀的载体。发展到近代，这种现象仍然存在，某些人即使经济困难，仍然通过借债或卖产来进行奢华的丧葬活动以维持“体面”。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与节俭观念始终存在矛盾。

                                     浏河公墓,浏家港陵塔,皇家陵园,

    在此对矛盾中，卢作孚家族为其母亲操办的葬礼堪称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和社会改革家，卢作孚对国家现代化建设贡献卓著，而其母亲生前乐善好施、德高望重的品格，使得这场葬礼既体现了传统礼俗的核心价值，又体现现代知识分子的文明理念。卢母葬礼最显著的特点是“隆礼而不奢靡”。与同时期许多社会名人的铺张丧事相比，卢家刻意简化了诸多浮华环节:不设纸扎冥器、不收丧礼馈赠、不办奢华酒席。这种“不事铺张、崇尚简朴”的原则，既保持了仪式的庄严性，又避免了无谓浪费，实现了传统礼俗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这一事例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生动展现了民国时期开明精英如何调和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作为新式知识分子，卢作孚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并未全盘否定传统礼俗的文化价值;作为孝子，他通过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既表达了对母亲的哀思，也践行了自己倡导的社会改革理念。这种将个人修养、家庭伦理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的丧葬实践，体现出人们在应对改革冲突时的文化调适。

    而以何成浚等人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对丧葬花费的讨论则反映出传统丧葬观念中的奢华与现代节俭理念、实践的冲突。赵资生的丧事费用高达十万元，这一巨额支出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反应。时人认为，高额的丧葬费用无助于死者的纪念，反而应当用于更具社会意义的事务，如帮助贫民或支持公益事业。“若以此救济贫民或补助公益事宜，犹可为死者稍留纪念，岂不较愈乎?”丧葬费用不应成为炫耀财富的工具，而应关注更深层次的社会价值和死者的社会贡献。丧葬仪式应与死者的贡献相匹配，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奢华或社会体面的象征。这种观点反映了人们对传统丧葬中“体面”的批评，尤其是在社会动荡、资源匾乏的背景下，丧葬应当更加节俭和务实。蒋雨若和范绍陕的丧事安排同样有此矛盾，他们的丧葬活动较为简化，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丧葬仍然被视为家庭体面的象征，花费较高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传统做法。

    尽管社会上普遍存在以丧葬费用为体面标志的现象，但仍有人始终提倡丧葬应当节俭、简约、务实。赵资生的丧事花费巨大，范绍陕等人的丧事也存在不必要的奢华，但实际上丧葬花费应当符合实际需求，而非通过过度的铺张来彰显家庭地位。对于这种传统的奢华丧葬习俗，多数人是呈反对态度:“丧欲其速，贫死欲其速朽，圣人垂教之意深矣。”这表明了时人对“厚葬”观念的强烈反对，认为过度的丧葬形式既无意义，也不应成为社会风气的主流。尤其是在战乱和经济困顿的背景下，丧葬应当更加简洁，以减少家庭和社会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