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人至老年时，生活自理能力逐渐下降，这时就需要后辈子女们的尽心照料。两宋时期，由于政府大力推行右文政策，厚待士人，大部分致仕官员均可享受朝廷傣禄，并以此安度晚年。对于少有资产的普通百姓们来说，大多数老年人在其丧失劳动能力后，只能依靠家庭成员的照顾安度晚年。这一时期，由于两宋统治者重新扶持同居宗族，对于这些大家族的老人们来说，他们可以依靠宗族成员的共同赡养安享晚年。对于那些没有亲人和宗族可依靠的孤贫老人们，国家的官办养老机构则承担起他们的养老责任。由于以上三种养老方式各具特点，因此本节将分别对其加以分析。
对于普通百姓们来说，他们大都凭借其子孙们的照料作为依靠，也就是说居家养老是他们安度晚年的最终选择。所谓居家养老，就是以血缘为纽带，依靠家庭成员共同赡养的养老模式。这种居家养老模式的形成，与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个体家庭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细胞，其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养老方面，在没有固定养老收入保障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大都以这种养老方式，作为他们安度晚年的首选。即使在当下，这种养老方式依然在中国老人们的晚年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养儿防老”的观念，为人子女者赡养父母也是每个人应尽的社会义务。宋代普通百姓之家的主要养老承担者，往往是一个家庭之中的主要生产者。由于古代是一个典型的男权至上的时代。特别是宋代时，女子受到的束缚日益增多，男权日益加强，男子在一个家庭中往往具有顶梁柱的作用，因此具有直系血缘关系的成年男子，也就成为家庭养老的主要承担者。宋代时甚至有人明确提出了生子养老的作用，“父之所以生子者，为生能养己，死能葬己也。这种养儿防老的观念深深的影响了后世，甚至影响到了现代的一些生育观念。当然，对于那些没有男子继承的个体家庭来说，女儿、女婿也是居家养老的主要承担者。例如在宋代的一些女户家庭中，由于家中无夫无子，女儿作为一家之主，也担当着赡养家中老人的角色。宋人邓九娘，为了照顾家中的父母至老不嫁，当其父母去世后，由于家中没有男性继承人，恐没有后人祭祀父母，于是便将房产施舍给数家寺庙，把数千亩的田产施予寺庙，将其祖父母、父母的牌位嵌入寺皇中，通过这种方式使父母能够得到后人的祭祀。根据《宋史·列女传》的统计，因赡养父母被族表的女性有14人之多，其中因孝行显著而受族表者就有6人。
此外，由于两宋王朝放宽了对于民间收养继子的规定，对于那些没有子嗣的老人们来说，他们也可以通过收养继子或养子的方式，使自己能够在年老时得到后辈子孙的照顾，照料的孩童，从而安享晚年。例如仁宗时，河北发生水患，对于那些流落他乡无人政府规定允许当地异姓之家收养。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听人收养，后不得复取。仁宗皇佑二年(1050年)诏:“两浙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规定，对于那些灾荒地区七岁以下的子女，可以由其它地方的异姓之人私自收养。同时，为了确保养子们对于其养父母的赡养义务，两宋政府也往往倾向于维护养父母与养子的关系，那些被异姓人收养的子女，其亲生父母往往不得索回。这也就说明只要得到法律层面的认可，养子们就必须承担起赡养养父母的责任。对于那些没有收养义子，或者子孙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的老人们来说，他们的亲族或者邻里就成为其养老的承担者。根据《宋刑统》规定:“诸鳃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而根据《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祖母生不养死不葬反诬诉族人》的记载，孤老阿王子孙零落，仅有一胡师绣尚存，但由于胡师绣本人本身放荡不羁，飘荡在外，放弃了照顾老人的责任，其邻里和宗族就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没有子女赡养的老人，或者被子孙抛弃老年人，他们的近亲或者乡里邻居也就成为其养老的主要承担者。
(二)宗族养老
两宋时期，由于赵宋王朝的重新扶植，民间的宗族组织得到恢复，唐末以来消失于历史舞台的世家大族得到恢复。不过这一时期的宗族组织与之前相比，其政治、经济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府的限制。由于这一时期的同居宗族大都是在宋政府的鼓励扶持下产生的，因此在这些宗族组织的日常运行中，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政府施政理念的影响。
宋王朝建立之初，赵宋的统治者们就确立了孝治的治国理念，对那些累世同居的义门大肆族表。太平兴国三年(978)，对于十世同居的贝州清河田柞之家进行族表。太宗至道二年温州言永嘉县民陈侃五世同居，太宗“诏族表门间，赐其母粟帛。”圈孝子栖箔义居二十余年，屡受族表，免其赋税。由于宋政府对于同居大家族的扶持，宗族势力在宋代重新得到恢复，并成为朝廷统治地方的得力助手。由于宋政府一直提倡孝治，反对子孙别居异财的行为。因此，在赵宋政府这种施政理念的影响下，敬老养老也就成为宗族的一项主要重要任务。就以饶阳李氏家族为例，五代以来，李氏数代居于京师，其成员一度达200余人。为了维护家族稳定，李氏家族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对族中成员的身份等级严格管理，其主要目的就是维护族中老人的权威。同时，为了有效保障老人们的物质生活，在财产分配方面李氏家族也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凡子孙在京守官者，傣钱皆不得私用，与饶阳庄课并输宅库，月均给之，故孤遗房分，皆或沾济，世所难及也”这种财产上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不仅顾及到宗族成员的日常生活，而且使族中的老人也能够得到相应的生活保障。在这种严格的家规制约下，李氏一族也是长幼和睦，日渐壮大，宗族的老人们也能够得到宗族成员的共同供养。除了饶阳李氏外，苏州范氏家族则是通过置办义庄的形式收族聚宗。皇佑初范仲淹以自己的傣禄买下千亩田地，然后用每年田地所得的收入以养济群族，称为义田。此后，这种置办义产的宗族不断增加，例如临江的向子“友爱诸弟，置义庄，赡宗族贫者。山东潍州北海人吴奎“少时甚贫，既通贵，买田为义庄，以碉族党朋友。”有宋一代，一般的家族都置办了数量不等的族田供养族人，从而达到收族聚宗的目的。由于此时的宗族都以老人作为家族的核心，两宋的统治者们通过不断族表数世同居的大家庭，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以父统子的稳定局面。在这种亲孝政策的影响下，宗族中的老人也能够得到相应的照顾。宗族也因此具有了照料老人的功能，一定程度上担当了养老的角色。特别是族田的设置，其主要功能就是聚拢族人，照料老人。由此不难看出，宗族也是当时养老的重要承担者。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宗族养老也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依靠后辈子孙的照料度过晚年，其与家庭养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把家庭养老的规模扩大化，养老承担者的范围有了一些扩大，其本质上与家庭养老相差无二。
(三)政府养老
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医疗卫生条件较差，较高的人口死亡率就注定有相当数量的老人是没有后代的。对于社会上那些无亲无靠的老人们来说，两宋政府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养老帮助，其中的一些养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为了解决当时社会上那些贫病无医、不能自存老人们的生存问题，赵宋政府设立了一系列官办老机构，分门别类的收罗那些无亲无靠的孤贫老人并加以赡养。例如北宋初年设东西福田院，以养“老疾孤穷丐者”;哲宗时期就曾颁布诏令，让地方上州县的长官设立专门的养老机构，用以收容那些鳃寡孤独以及贫乏不得自存者。而根据《开封府置居养安济御笔手诏》中记载:“居养鳃寡孤独及置安济坊，以称肤意。”通过设立安济坊、居养院的方式收容那些无家可归的老人。这些官办养老机构的设立，对于那些无亲无靠的老人们来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养老问题，维持了社会的稳定运行。两宋政府为这些老人们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养老场所，并由国家出钱安排专人照料他们的晚年生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宗族养老的不足。相对来说，两宋政府在当时也很好的担当了家庭养老承担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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