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好教自认为不同于别的佛教门派,它也确实与一般佛教不同,因此人们认为它是经过改革的佛教。归结起来,和好教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佛教与民族传统观念相结合
和好教既然是佛教,理应只信奉佛教教义,但是和好教并非如此,它把佛教与民族传统观念即儒教的伦理观念紧密结合起来。如前所述,和好教教义包括学佛和修仁两部分。修仁部分凸现的就是民族传统观念,具体而言就是在儒教三纲五常伦理的长期影响下形成的“孝”、“忠”观念。“仁”是儒教重要的道德范畴,居五常之首。和好教特别重视修仁,认为要学佛先要修仁,不修仁不可能学佛,即使学佛也毫无意义,可见它是把修仁作为学佛的前提的。修仁的具体内容是“孝义四恩”。居首位的是祖先父母恩,它体现的是一个“孝”字。和好教认为,“千万典,孝义为先”,为人首先要报答父母祖先的养育之恩,对父母祖先尽孝义。所以教徒家里既设祭佛台也设祖先祭台,不仅拜佛而且礼祭祖先,求父母祖先能超升佛界被视为修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他们吃饭之前祈请已故父母归来共同进餐,男教徒也留长发,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有损,这些都是尽孝的表现。千百年来,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越南民族以孝为百德之首,以祭祀祖先为孝,和好教把孝放在首位正是体现了这一传统。
上海公墓,太仓公墓,上海墓地,刘家港陵塔,

居其次的是祖国恩,它体现的是一个“忠”字。西安佛师将修行的内容定义为“修贤孝义两全,修纲修纪坚持孝忠”,这是对修仁的最好注脚。按儒教观念,忠君是和爱国紧密相连的,这点对越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在遭受法国殖民主义侵略的情况下,忠更是被赋予了忠于祖国的涵义。和好教把孝忠的民族传统宗教化,显示了儒教在越南根深蒂固的影响。
2、简易化和大众化
和好教不刻意求新求异,而是处处显示出简易化和大众化的特点。它不要求学佛教经典,认为佛教经典具有很多高深哲理,抽象难懂,只适合于有学识的出家修行阶层,不适合大多数普通教徒,因此教主黄富数把佛教教义简略化,编写了浅显易懂的i言倡语指导教徒修行,使和好教具有了普及性。和好教把修心养性看得比形式上的礼仪更重要,因而主张简化礼仪,如认为丧事不应铺张浪费,不应请道士、烧冥器,不应过多号哭,只应静静地埋葬。和好教原则上不建寺庙,不供佛像,只在家里设祭台并挂棕色布块。他们认为这不是毁谤祭佛,而是历来寺庙塑佛像太多,造成浪费,还有人以此谋利,所以不应再塑佛像,敬佛以心诚为最。这一切使得和好教成为最简便易修的宗教。
3、积极入世
佛教主张出世,和好教却表现出积极入世的特点。和好教强调修仁实际上就是强调儒家所谓的人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对祖国的责任,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积极入世的,因此和好教无形中带上了一定的政治色彩,尤其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法、抗美战争之后,政治色彩就更浓厚了。二战期间,日本人曾设法拉拢、收买和好教,和好教也经常积极参与政治社会活动,成为政坛上的一股势力。1945年和好教建立组织,设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管理委员会,同时组建保安队—民兵武装。1946年,黄富数与和好教领导人成立了“越南民主社会党”这一地道的政治组织,随后他们又组建了军队,约有2万名士兵,外加30万保安民兵,军事力量颇大。这时革命力量也努力影响和争取和好教,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成功后,革命政权邀请黄富数以和好教同胞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南部抗战委员会”。和好教提倡忠于祖国,客观上提高了教徒们爱国的民族精神,不少人转而追随革命,为革命做出了贡献。美伪时期,统治政权对宗教团体打拉并举,使得和好教既有被美伪政权利用的一面,也有为革命做出贡献的一面。
4、明显的地域性
和好教兴起于越南南方的西部,后来几乎只在西部发展。如前所述,和好教源于宝山奇香,越南南部西区是受宝山奇香影响的地域,宝山奇香的影响没有超出这一地域。和好教不仅在很多方面继承宝山奇香,就连影响地域也相同。和好教的影响范围虽不及高台教广阔,但信徒人数与高台教不相上下,说明信徒的密度很大,这更显现了它很强的地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