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出家僧人尤其是上层僧人，大多是由儒人佛，先儒后佛而饭依佛门。从小儒学熏陶，难以泯灭的儒家思想印记，必然对他们出家后的事佛生涯发生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传统儒学正是通过佛门领域的大批儒化僧人，积极主动地按儒学的标准改造佛教。上述佛教在以“孝”人佛、以“五戒”比附“五常”等宗教伦理方面不断儒化的事实，与其说是外来佛教被动投靠依附儒学，还不如说是儒学通过它在佛门领域的大批代理人—儒化僧人，积极主动地按照儒学的标准改造佛教，甚至不惜通过任意变革或篡改文乃至制造伪经的方式来改造佛教。正如有学者指出，在佛经典籍的传播过程中，“妨碍皇权的经文被和尚们篡改了，并且是毁灭自己一生功德永远没有可能再成正果的危险面前篡改”。生活在皇权专制社会，佛教僧人作为佛的信徒，他们可以不修成正果，但作为君的子民，他们决不可以不忠于君主。立足于皇权统治思想的需要，他们只能是以儒释佛，以佛合儒，而不是相反。

    以儒释佛，用儒学改造佛教，这是贯穿佛教中国化变革历程的根本途径。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儒佛合一”中国化佛教观，在认识思维上往往把佛教与儒学完全混同。下述有关“儒佛合一”的材料非常典型。慧皎《高僧传·康僧会传》卷一:“佛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也。”卷六《慧远传》:“如来与周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成异，终朝必同。故虽道殊，所归一也。”[2]。孙绰《喻道论》卷三:“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耳·，·…其致不殊。”上述材料所表达的“儒佛合一”思想，彻底抹煞了佛教作为宗教形态与儒家世俗政治思想的差别，把佛与周孔相等同，把佛教的训诫当作儒典之格言，宗教观念与世俗政治思想合二而一，熔为一炉。于是，宗教教主即世俗君主的化身，世俗君主即宗教教主之实体，佛的慈悲就是君的仁爱，君的无限权力拯救黎民就是佛的无边法力普度众生。“儒佛合一”的世俗政治意义，是把现世君主比做“当今如来”而表达对皇权至尊的绝对认同。如北魏沙门法果就公开声称:“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致常拜……我非拜天子，仍礼佛耳”北周名僧卫元篙等人，亦公开提出“君为教主”、“周主是如来”的主张，要求佛门僧人把对释迎牟尼的崇拜转向对现世君主的崇拜。在南方东晋，佛门僧众曾为捍卫释迎牟尼的权威，为保持佛教独立，拒绝向世俗君主礼敬跪拜。东晋高僧慧远，专门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坚持印度佛教不拜君亲的传统，以滔滔雄辩向世俗政治抗争。然而，慧远以及慧远以后所有不拜君亲的论调，均被世俗君主一票否决。南朝宋孝武帝下诏明令规定，沙门必须对皇帝致敬跪拜，否则，“鞭颜披面而斩之”。专制皇权以死刑斩首方式回应佛教僧人不拜君主的佛法抗争，最终，僧侣们全部屈服，没有人敢再持异议，现世君主的一道诏书，彻底否定了印度佛教不拜君亲、唯我独尊的佛法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