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曾经这样剖析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孝道二者关系,他说:“佛教的全部思想,它的世界观与宗教观,同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孝道很不相容。佛教要牢固扎根中国封建社会,不求得同‘孝’的封建道德妥协是根本不可能的”。孝道是儒学伦理纲常之根本,儒家千言万语,淳淳于孝,在家为孝子,事君为忠臣,由孝及忠,由家而国,形成“三纲五常”一套完整的政治伦理秩序。佛人中国,信徒剃头去发,弃父母出家,以家庭为累赘,视孝亲血缘如淡水,显然有悖儒孝伦理。要在中国社会生存立足,佛教必须使自身的发展与儒家“孝治天下”的政治原则隔化相通寻求共契,于是,佛教变革自身,首先从重“孝”开始。
在梵文佛经的汉译过程中,儒家孝道观念被大量人为注人佛经,儒孝伦理在汉译佛经中被提升到相当突出的地位。如汉译《菩萨戒本》卷下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把“孝顺”作为佛教至道之法,其媚儒合儒的态度一目了然。再如佛教《善生经》“凡有所为,先白父母”;“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教令不敢违背”等经文,均是汉译过程中被人为增添进去的行孝内容。另一部梵文佛经《六方礼经》在汉译过程中,也补充增加了叙述子女事亲尽孝的义务规范:“一者当念治生;二者早起,救令奴婶以时做饭食;三者不益父母忧;四者当念父母恩;五者父母疾病,当恐惧求医治之”。如此一类强调父母家长绝对权威和儿孙子女绝对服从家长的孝顺伦理观念,与佛教淡漠世俗亲情而主张“众生平等”的教理相去甚远,明显有违印度佛教的本义精神。显而易见,此类讲孝论孝的佛经内容,或为汉译过程中的凭空添加,或是译经僧人的有意篡改,无论那一种方式,都是儒学观念意识支配佛经翻译的结果。另外,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甚至出现了伪造佛祖讲论孝道的《佛说父母恩重经》,伪造此经之目的,就是为了对佛教进行儒化改造使之适应儒家孝道传统。
以“孝”入佛的另一方面,是佛门僧人对自身“剃发弃亲”的出家行为,完全放弃求修正果的宗教立场解释,而是以儒释佛,用儒家忠孝伦理对其“出家”行为进行自圆其说的辩解。历来儒家反佛论者,皆以佛徒剃发出家“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亲”(卷I1)为口实向佛教反复发难,剃发弃亲成为佛徒不忠不孝“软肋’‘长期授人以柄。针对这一现象,佛教僧人干脆转换思路,放弃出家本旨目的修道成佛的宗教解释,迎合儒家思想,把“剃发弃亲”出家行为说成是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忠大孝行为。佛教僧人是这样解释的:佛教内辞亲爱,外舍官荣,弘道行仁,劝善化民,洁己立身,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未能奉亲尽孝,礼君尽忠,但行大道岂拘小违,佛教以大慈化善天下,自利利他,立德资国,这就是最大的忠孝。尽管这样的解说难免牵强附会,与佛教出家在于成佛本旨目的不相契合,但用儒家思想解释宗教出家行为,是佛门僧人主动以佛合儒,向儒学靠拢的一种妥协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