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其中，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成为执政党最为迫切之事。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了对于己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保护农民既得的土地所有权，对于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要加快土地分配工作进程，做到耕者有其田，确立了农民土地私有制。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随后，在1950年6月《土地改革法》中，明确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这实际上是从财产上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从人身上改造地主阶级为农民阶级。值得注意的是，此亦表明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与中华民国时期一致，实行私有制，这一点亦为1954年《宪法》所确认。需要指出的是，《土地改革法》强调没收和征收土地的排除规则，即排除坟墓和坟树。

    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其目的是加快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将生产资料从农民的私有制转为集体所有，要求社员将土地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可以支付适量的土地报酬。虽然文义上是对农业合作化的倡议，合作社亦以自愿和互利成立的组织，土地是否交给合作社，决定权在农民，但在那个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年代，这绝非是一纸建议，农民纷纷加入农业合作社。就此文本分析，虽未提及坟墓和墓地，但亦可进行逻辑推演。首先，《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目的是将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公有化，墓地为死者安息之所，无论如何也不应归为生产资料，因此其并非集体化的对象;其次，社员的土地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是为了提高生产力。现笔者尚未找到资料证实当时合作社曾办过营利性的公墓，或者合作社通过迁坟、毁坟改变墓地用途，以用于生产经营。因而难以据此认定墓地己移转于合作社;最后，《农业合作示范章程》仅明确土地交给合作社统一使用、管理和经营，但未写明是转移土地所有权，用现在的民法理论应是土地使用权的移转，更何况土地报酬的支付并非一次性付清，而是按一定标准逐年给付，更类似于土地的租赁。是以，此时的墓地所有权仍属于农民私有。

    鉴于初级农业合作社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1956年6月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其目的是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集体所有。但是，社员的坟墓、墓地和房屋地基仍可不入社，即对墓地不进行公有化。可见，墓地并非生产资料，在高级社时期，其土地所有权仍属社员私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