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棺掉即制作棺、掉，棺是用来放置尸体的礼器。从古至今一般土葬多用棺掉，棺是直接放置尸体的内部较小的木头制作的礼器;掉，则是在棺之外的用来保护棺的大棺木。古礼中己有记载，《礼记·檀弓上》中有“棺周于衣，掉周于棺，土周于掉。”即是棺包围着人，掉在棺外，埋葬在土里，礼记中强调的是进行土葬的形式。从侧面也可反映出传统的丧葬方式为土葬。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明清时期所制作的棺掉按照规定有用油杉也有用土衫，庶人棺木则由匠人制作，护丧者安排匠人制作而成，“命匠择木为棺。”知匝治时有载:“士庶卒，用朱棺，檬一层，鞍马一。”由此从棺掉的形制中可以体现出等级的不同。由此看出平民对棺木是十分重视的，不仅对于木材的选择有要求，更多的是在棺木上的花纹样式漆画等。明清时期治棺掉沿袭古礼，更增加了详细的木材及规格用度。

    临汾地区明清时期的治棺掉虽在同一个地区但因十里不同俗，不管是因为地缘因素还是在经济实力上都可能对客观条件造成影响。《安泽县志》中提及“丧葬之礼宜准文公，安泽民贫制俭，有棺无掉。”当时的安泽人民简朴只制作棺木，并不制作掉，安泽地处临汾东部，山地众多，耕种面积较少，人民勤俭质朴，所以形成有棺无掉的丧葬习俗，此因民情而定。在《洪洞县方志》中记载了:“棺掉非品官不许用殊漆描金，庶民家亦不得轻画五彩麟凤。”说明当时的洪洞县即存在棺木，也有掉的制定，洪洞县在临汾地区属于河谷地带，耕植面积较大，经济发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才有了棺掉存在的基本条件。而方志中也记载了当时棺掉漆画规定，庶人棺木图样不得画龙凤，只有在品官棺木之上才能画龙凤以及描金。能反映出当时临汾地区也存在着深厚的等级观念，棺掉的制作在一定程度上己经不仅仅是对于尸体的保护作用，在历史的演进中棺掉更多赋予了其新的内涵，等级制度差异以及贫富等皆从棺掉中反映出来。在当时的碑刻墓志铭上有记载洪洞县实行厚葬之风的记载，厚葬之风的盛行使得在丧具上的准备以及程序上都有所细化。

      《明儒官乐泉郑公暨原配李孺人继杨孺人柳孺人合葬墓志铭》中记载“槐治棺掉、衣袅尽厥美，如玄等。卜乙未十一月十六日扶枢，启杨孺人扩合皇焉……槐与诸甥复为之建祠东皋，厚治丧具，华其事，皆以恭人贤淑，推本所自尔。”@

    从中看出洪洞县实行厚葬，亡者所穿衣物均用好物。反映出当时在临汾地区品官对国家制度有所继承，更能突出经济形态对地方习俗存在较大影响。安泽洪洞同为临汾地区，则因洪洞地区经济更为发达，故多实行厚葬，安泽地疾民贫，民风勤俭，客观原因造成安泽县实行俭葬，多为有棺无撑的形制。

    可知在临汾地区明清时期的庶人一般进行的治棺掉、启殡、治墓穴皆是由乡村土工来帮忙制造，己经出现雇佣形式，足以说明在丧葬的办理过程中离不开经济的支持。不仅仅是安泽地区对丧事的俭朴，更有瞩县地区丧礼事宜“左右助之”，虽在治棺掉方面尽可能的遵循古礼，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做到完善继承。

    据今对临汾地区棺掉形制调查比对发现其管辖区内存在独特之处。翼城县内棺材形制多为长方形，且四棱见线。一则据说明朝隆庆年间李娘娘之兄为翼城人，其兄进京为官担任皇帝御厨，后因其兄得罪了总管太监，故而被其谋害，被皇帝处以极刑。李娘娘出游回宫得知此噩耗，悲痛万分，和皇上再三理论，以晓曲直。皇上碍于李娘娘的面子，为息事宁人，便下旨给李娘娘的哥哥加官进爵，准以皇室棺掉仪制予以厚葬，故而作罢。因官帽太大无法放入圆形棺材，只好将圆形棺木改做方形，大头宽，小头窄，所以才形成现今翼城棺材之形制。一则认为李娘娘为万历之生母，李娘娘上奏万历皇帝请求恩赐翼城人死后埋葬时，棺材与宫中贵人棺材形制一样，并得到恩准，故而长方形棺木仪制流传至今，表明明清时期翼城地区棺木与其他地区己经有所不同，具有其独特形制。

    关于现今棺材之形制，翼城地区多为柏木、揪木和松木，一则因地理环境之原因当地盛产此种木属，以此作为制作棺材的原材料;二则因柏木、松木象征长寿，故多用之，又因柳木不结籽，人们迷信，认为会导致绝嗣，故而多用柏松之木。棺材内部多用树木之油或现代油漆进行涂抹，为了防止棺材过快的潮湿，进水以及腐烂，棺材内部下面多为“七星板”，上面俗称“天花板”，即“睡七星、盖天花”之说，这与明清形制相同，即《大清通礼》之中的七星板相同。临汾侯马、古县、乡宁等县棺木材质也多为桐木、柏木、松木等，这与当地木属为何有很大关系。综上而言，临汾地区明清时期的治棺掉仪式多受国家礼制影响庶人多有棺无掉，并且规格、图样均受等级观念影响符合国家规定仪制。又因地方地域环境之影响所形成其独特的棺木形制，及薄葬层葬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