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者确认死亡后由其直系亲属担任丧主之位，主持丧葬流程。而由死者之妻承担主妇之责。若死者妻己逝，或死者为女性则立长子之妻为主妇，即死者儿媳;主妇主要起协助之责。若死者之家无长子，并不立女婿为丧主，此时需立长孙为丧主。生死乃人生大事，故丧礼的举办规模也较大，故而为了丧葬仪式顺利举行，仅仅立丧主是不够的，还需要除了主妇以外的其他辅助人员来保证丧葬仪式的顺利举行，即护丧者。护丧者多为司书、司货等，其分别掌管书疏与货贿，记录与置办货物与钱财等问题。丧主、主妇及护丧者共同来保证丧葬事宜的顺利进行。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在宋时《书仪》中己经有所记载:“护丧，以家长或子孙能干事知礼者一人为之。主人未成服，则护丧为出见宾;宾入酪，护丧出迎;揖而出，护丧为之送。”《书仪》中指出，若本该立为丧主之人未成服，不能一人完成丧葬事宜，则需要护丧者承担丧主之责，但却为护丧之位，若丧主能力充分，则迎宾等事宜皆由丧主来办理。明清时期庶人在护丧时亦强调其能力，《大清通礼》中记载“立丧主、主妇，护丧、司宾、司书、赞祝、诸执事人，治棺及凡丧具护丧者，使人上遗疏，讣于有司及亲属僚友。”更进一步明确丧主及其护丧者职责之所在，在丧事的整体处理上以及治尸、为死者穿衣，准备大小敛、发丧于亲友等均为丧主及其护丧者所办。故而明清立丧主之事多循古礼。

    临汾地区明清时期立丧主亦承国家仪制由长子担任，《明故义官卫公墓志铭》记载:“疾既革，乃召其子，属以后事。”即在病重之时召回他的儿子，交待后事，其子为主丧之人，明确提出丧事是由长子处理，遵循礼制。其循礼之处在《浮山县志》中亦能体现:“至于长子没，则长孙主丧曰承重孙，乃遵古重嫡之义也。”以上两则记载对临汾地区明清时期的立丧主有着明确的规定，先立长子，若无长子即立长孙，这一点完全尊古制，深受嫡长子制度的影响。习俗的形成虽受地方上的影响，但更多的也深受国家传统礼制的影响，多方面形成当地的丧礼礼俗。

    现今临汾多有丧葬主持机构，理事也就是相当于现今的护丧者，而丧主则更多的听取理事的张罗，使得丧葬事宜顺利进行，治丧一般设总管1人，理事1至2人;下设礼房，一般用3至4人，俗称帐房先生;招待2至3人，其中有1个女招待;厨师3至4人，杂务若干人，其中包括设宴人员管理铭族、挽帐的人员等。在总管统一指挥下，各司其职。礼房职责，主要是负责收礼，收支款项。收礼包括亲友所行的礼金即膊赠之钱财、挽帐、铭族、挽联、花圈、纸扎等。同时要把礼薄记载清楚，以便交丧主查阅核对。招待的主要职责，是以礼招待宾客及亲友。通过严密组织，确保治丧工作做到忙而不乱，杂而有序，自始至终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次，能否按照礼仪办好丧事，请礼生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礼生是礼宾先生的简称，礼宾先生即司仪。民间礼宾有四:启赞、引赞、通赞、哑赞。启赞的位置在左上方，一般由年长富有经验的男子担任;引赞的位置在左下方;通赞的位置在右上方，一般由精力充沛且对喊礼熟悉的中年男子担任;哑赞的位置在右下方，一般由初学喊礼的男子担任，喊礼时必须站立，要表情庄重，声音宏亮。启赞为丧葬仪式总指挥，“启”即开启之意，礼仪是由启赞发端，通赞多为附启赞之唱行者，直至礼仪完成。除治丧管理人员之外，还有和尚、道士及鼓乐等人参与丧事的进行。

    还有民间吹奏，旧时办丧事，少则也要唤一门僧人，多则唤和尚、道士及鼓乐三门人，大闹三天三夜，过金桥、银桥。吹奏乐遍布全县，可分两类:吹鼓手音乐及经堂音乐即道乐。现今鼓乐分为两种，传统意义上的佛道之乐，以及流行乐。这与《李诊庄村立婚丧事各役身钱开销规程碑记》中所载基本吻合:

    一鼓手乐工。遇婚丧事，身钱各依本村旧规，民四分，门前伺候，管早饭午饭，动荤者，与荤菜一碗，蒸食足用，折酒钱二十文;动素者，与素菜一碗，蒸食足用，无酒钱。俱无开销。早饭后出殡者，只管早饭，无酒钱亦无开销。至朴送帐迎祭对礼，俱依旧规。以上各项遇喜事无头饭，丧事无头饭亦无孝布。

    一僧道。遇事与俗同例。以上用人，城乡各庙依旧规。

    即通过现今口述之资料与明清时期的碑刻资料将结合，说明现今礼俗多由明清时期流传发展至今，故可由今证古。所以临汾地区明清时期在立丧主方面沿袭国家礼制进行设立，丧主、主妇及护丧之人，但因丧葬事宜细致繁琐，大多数人无法合理规范的完成丧葬事宜的具体流程，这时就需要护丧者更多的是丧葬机构的出现，这即是对于礼制的遵循有时因地制宜的合理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