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墓兽虽然以“镇墓”名,但它的丧葬功能却远未形成共识,张君先生曾概括为十一说,‘。:山神、土伯、辟邪、龙、死神、灵魂看守者,冥府看守者、灵魂的化身和人死而复生前的过渡性存在形式、生命之神、木主、图腾,此后又有潘佳红的灵兽说川、邱东联的巫观说1iz等,足见讨论之热烈。对于它的来历和含义,有学者给予这样的描述:“楚人的三维世界,包括了天堂人间和冥府。天堂是福人的归宿,冥府则是所有亡灵的必经之路。楚人为前者设计了风伯飞廉为导引,而飞廉实是凤的化身。至于后者,在楚人想象中充满了恐怖惊悸,没有一尊强有力的神袄弓!领。亡灵很难安抵冥河对岸。他们想到了土伯,这位冥府尊者最初两目模糊,五官俱缺,渐渐地人们给他安上了老虎的面孔及吐目鼓舌等一应凶险可怖的形状,同时虎头上又长出了梅花鹿那般美丽的角,它既可吓退恶鬼,又可安抚亡灵,真是奇思妙想。冥府土伯在大中型楚墓中常见,人称镇墓兽。””3虽然这段通俗性描述代表了一般认同的解释,但是镇墓兽到底是助贵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作为最后归宿,似乎仍然有点含糊不清。
明器,即鬼器,与祭器亦即人器相对。它们埋于地下,唯一的观众便是墓内的死者,其用途也就显然不是教化生者而应是直接有利于阴间的亡魂,进一步说,它是基于死者之利益而发挥实用功能,或称为象征的符号,用来代表并协调人和神灵及身后世界的关系,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器物的各部分造型本身发挥着实际的效用,满足了器物整体象征性的需要,因此我们就很难说一定可将其整体严格比附现实世界或神话传说中的某类特定形象,而应从形态特色入手解析隐匿其后的象征意义,进而管窥使用者籍此传达的身后观念。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数以千计的先秦楚墓被勘探发掘,其中共300余件镇墓兽被发现,主要分布在湖北、湖南、河南和安徽等地,其中尤其以楚国旧都纪南城附近出土最多。湖北江陵纪南城旧称“纪郧”,是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楚国都城之所在”,前后达二百余年之久.迄今所发现的大部分东周楚贵族墓地都分布在江陵地区,如雨台山墓地、九店墓地、天星观两座高等级大墓、太晖观和拍马山墓地等。据统计,目前江陵地区累计发掘随葬镇墓兽的楚贵族大墓248座,共出镇墓兽249座,除望山M2例外出两座镇墓兽外,其余每墓都仅随葬一只。通过对这249座镇墓兽以及河南信阳和湖南长沙地区楚墓的另外12座镇墓兽的类型学分析和综合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镇墓兽从早到晚始终具备三个主要特征。第一,普遍一墓只出一件。它主要被安置在埠室内的头箱和边箱,且总与青铜礼器、仿铜的陶礼器共出,反之缺少这些标识身份的礼器的中小型墓葬中便无镇墓兽出土。第二,镇墓兽在形态上以头插鹿角为主要特征,其他形制变异主要有兽面、人面等,其中以浮雕兽面、巨目圆睁、毗牙吐舌和兽面衔蛇等狰狞形象较为常见。形制还有单首双角和双首四角的区别。最后一点就是它底部的方座始终存在。方座可能仅是为了安放平稳的目的所设,而前两个特征却显然具有意识形态上的象征性。镇墓兽仅在单棺墓和不随葬仿铜陶礼器或铜礼器的一棺一撑墓中才没有随葬,说明它普及至士一级的低级贵族墓葬,在体现楚文化身后信仰方面有着极强的普及性。从文献看,能够直接反映楚人神仙思想、祭祀礼仪的当属《楚辞》““、《山海经》’‘7等,下面便主要结合镇墓兽的随葬特点和古文献资料对它进行丧葬功能和象征意义的推敲。
升仙思想存在于楚文化中,《楚帛书》云:“上下腾传,山陵不疏”,便是上天入地却遭到山陵阻隔的意思,因此要令“山川四海”的神灵“以为其疏”“.。屈原《离骚》中的主人公灵君“升昆仑,过不周,渡西海,舞《九韶》,升天庭”《楚辞》中《九章·惜诵》亦云:“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行。这些都反映了希冀升仙的愿望,所不同的是一些是升天而另一些则是渡海成仙。同样的信仰还反映在考古实物中,如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图”和1973年长沙子弹库i所出的‘叮人物御龙图”这两幅唯一可辨明内容的楚帛画。对两幅帛画的功用,孙作云先生认为是为死者的灵魂升天而作’,其后熊传新先生据新的摹本也肯定了这一观点’
既然希冀死者的灵魂升入仙界,则必然需要在葬俗中予以表达。笔者认为,作为楚文化特有随葬明器的镇墓兽便是这一灵魂信仰的载体。下面分别从镇墓兽的固有特点入手阐释其象征性和功能。首先,从结构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镇墓兽除了它本身的设计以外,其所出的位置及与墓主和其他随葬品的空间关系也都隐喻着它的象征功能。镇墓兽普遍被放置在头箱或边箱中,即紧贴墓主的头部或近身部位。俞伟超先生对秦汉葬式有精深的研究,他认为:“头箱象征前朝(堂),棺撑象征寝〔室),边箱象征房,足箱或即象征北堂和下室。说明镇墓兽所出之处皆是与魂灵有关的重要位置。而且,通过考察东周楚蓦及秦汉时期的原楚地中高等级墓葬,不难发现它们普遍为分室设门的木撑墓,而设门亦有共同之处,即门的设置以棺箱为中心,而棺箱顾名思义就是放置死者尸骨的所在,通过开门令它与头、边箱共同构成一个彼此开通的空间考察其象征意义则在于方便死者的灵魂从容尸的棺箱中进出。而镇墓兽所出位置正好是灵魂离开棺箱后的第一个接触对象,因此镇墓兽在象征功能上与墓主灵魂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更进一步推测,它便是灵魂离开尸身飞升成仙的承载者。另外,张光直先生在论及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时说,动物有沟通人与祖先及神的世界的作用’z7。其实从《山海经》上我们亦可见古代神话中有大量这样兽形或兽人合体的大神,而镇墓被设计成面目狰狞的兽面形象,也应有这方面的用意。
其次,镇墓兽与礼器共出这一特点一是标显墓主身份,但恐怕最重要的—即在当时丧葬礼仪中的象征性—是与祭祀或神灵世界有关。邱东联先生注意到除青铜或陶礼器外,鼓亦与镇墓兽共出,这更有力证明了后者在沟通神界上的功能。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九歌》中提及楚人祭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楚辞·九歌》之《东君》篇云:“瑟兮交鼓,萧钟兮瑶”1z9(礼魂》篇亦言:“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而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个鸳鸯漆盒上绘制的《击鼓舞蹈图》则描绘了《东君》中“交鼓”的实际场面。根据人类学的研究,时至今日,我们北方萨满在执行巫术仪式时仍袭用的通幽冥的法器就是鼓’。综上说明祀神歌舞以鼓为主要乐器,鼓在降神、迎神、送神中皆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它与镇墓兽伴出显然提示了镇墓兽绝非仅仅起消极防范式的辟邪之用,而应与楚人心目中的神灵世界有关。这一思路下,镇墓兽的作用是降神、弓!魂升仙还是本身便代表某一种神灵形象,则是当前的分歧所在.对此,本文认为,镇墓兽的丧葬功能是引魂升仙,其形象具有一定独创性,是一种综合象征性的体现,而无法在楚国神话中找到完全对应之物。
最后,镇墓兽头插鹿角这一恒定不变的造型特点也暗示了它特有的象征性.楚辞中沟通神界往往需用一种媒介,《离骚》中的灵君凭借“璐”而升天,并以风伯飞廉作为“启路”的“先驱”。鹿角以其怪异的造型和楚人对鹿之神性的想象,被认为具有灵异功能。比如,《楚辞·天问》曰:“女采薇,鹿何裕?北至回水。萃何喜?”《楚辞·哀时命》亦日:“浮云雾而入冥合,骑白鹿而容与。”‘”楚墓中常随葬有大量的鹿角,除了被安置在镇墓兽头上,还被安插于座飞鸟、木鹿形器上或单独随葬.另外有学者论及鹿与交通载体有关,往往为仙人所乘坐,有“神架”的意味。战国曾侯乙墓的鹿角立鹤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这一点,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用“乘鹤仙逝”来委婉说明人己去世的习惯,将鹤加上鹿角则进一步强化了其升仙的象征意味。
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鹿角作为萨满的一种常见的象征物,用以帮助通天的观念由来己久。萨满的等级常以鹿角的分叉来区别,一般新萨满要在领神后三年才能戴三叉和五叉的鹿角神帽;萨满的等级也往往以神帽上鹿角分叉的多寡来进行区别,分叉越多.通天能力越大,最多者可达十五叉’37.从考古资料可知,在现有各种大小不等带鹿角的镇墓兽中,以江陵九店三座大墓、太晖观MQ及天星观两座大墓等最高等级贵族墓葬中镇墓兽的鹿角最为精美、分叉也最多。且镇墓兽在最鼎盛时期往往呈双头,相应地头部也就共有四个鹿角,鹿角枝权总数量自然比单头镇墓兽要多,这就使镇墓兽具备了最强的效力。
弗雷泽(( J. G. Frazer)将交感巫术分成两个基本类别:顺势( homeopathic )或模拟(imitatic)巫术以及接触(contagious)巫术’390镇墓兽头插鹿角因而获得鹿的神性,显然是沿袭了接触巫术的理念。作为与灵异世界沟通媒介的鹿,承载着安抚死者灵魂并助其在天地宇宙间自由驰骋的美好愿望,通过将鹿角安插在镇墓兽上,使后者具备了前者的功能,成为象征灵魂旅行和与灵异世界交往的最佳载体或坐鞍。
综上所述,对于先秦时期的先民而言,墓葬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灵魂暂时的居所。他们很可能认为,灵魂随死者的形骸进入棺箱、但是会离开墓室、进入仙界或冥界,而镇墓兽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媒介和象征作用.到了汉代,墓葬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被看作是灵魂最后的归宿。虽然人们可能觉得灵魂仍有游历仙界的需要,但是这个灵异空间不再存在于墓室之外的某处神秘地方,而是就地安置于精心设计的墓室之内。墓葬成为深埋封闭(以隔绝于阳界)但内部开通,提供兼备生人和神仙生活方式需求的复合体,灵魂也得以在此“千秋万岁”、“无妄飞扬”。
这一灵魂观的巨大转变,表现为从希冀灵魂游历仙界或冥界转向留驻于幻化成阴世本身的墓室之内。灵魂安息终极位置的改变,使镇墓兽失去了它存在的原初意义。由于携载墓主灵魂离开墓室、飞升成仙的阴世观逐渐式微,镇墓兽在新的墓葬象征系统中失去了用武之地,它的消失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与此同时,受新阴世观的支配,墓俑以“辟邪一侍从一沟通神界”的多重类别及功能,分置于墓葬的各处,守护死者不朽的尸身并满足灵魂驻留、墓内成仙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