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造就了藏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这个神奇的地方汉民族早在唐朝就有大批人心向往之，唐宋元明以来汉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但由于交通、语言等因素汉族人对藏族的记载一直局限于政治交往、军国大事上，而对于人民大众生活状态以及民俗民风的记载甚少，清朝入关以来国家渐趋统一，皇帝对藏传佛教的重视，中原与西藏的交往日趋频繁，尤其在康熙年间清军大规模人藏开启了汉族学者揭示藏族风土人情的新篇章，大批学者开始游历，赴藏考察并以游记、日记等形式将自己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加以记述，为后人留下了史料价值极高的汉文藏学著作，出现于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的《西藏志》和《西藏见闻录》中对于西藏风土人情及社会风俗的记载，为后世了解清朝西藏地理、人文都有独特的史学价值。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西藏志》和《西藏见闻录》的研究多集中于著者的考证、各类似游记方志之间的体例及内容来源等方面的研究，如张羽新的《<西藏志>即萧腾麟所著<西藏见闻录>考》认为，《西藏志》与《西藏见闻录》实为一书，作者也为一人。而赵伍的《<西藏志>著者辨》持相反态度。邓锐龄的《读(西藏志>札记》，则与《西藏记》《西藏考》《西藏见闻录》相对比分析其内容的异同。赵心愚的《(西藏记><西藏志>关系考》从《西藏志》的作者、编纂年代、地点进行考订，纂体例和各篇资料引用和来源等方面，论述《西藏志》《西藏记》《西藏志考》等之间的关系研究。刘凤强的《(西藏全书>考—兼论<西藏志考><西藏志>的编纂问题》根据南京图书馆藏《西域全书》的内容对《西藏志考》和《西藏志》的编纂问题进行重新解读。鉴于学者们对于书中所记载的清朝藏族民俗风俗的研究甚少，本文在对《西藏志》和《西藏见闻录》进行比较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汉文藏学历史文献资料，就清朝初年藏族社会风貌和礼仪道德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