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说:“今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框掉……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阴，垣阔果恿……歌舞徘优，连笑伎戏……”。桓宽的描述在汉代出土的明器中都不乏生动的写照，尤其是“楼观台榭”、“歌舞伎戏”的习俗在中原陶瓷明器艺术的一些装饰中不难发现其踪迹。

    东汉的风气与西汉相仿，到了汉末以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化，自三国到西晋期间，丧葬风俗有着很大的起伏变化。陈寅洛先生在《魏晋统治者的阶级》一文中分析说，魏、晋、吴、蜀的统治集团有着儒家豪族与非儒家寒族的区别。如晋室司马氏是“服膺”儒家观念的豪族，“居亲丧皆毁瘩逾制”，十分注重孝道，动辄以名教论事。这种价值取向是在两汉特殊的征辟度下催生出来的，往往助成世袭的强大豪门势力，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而曹氏则出身相对寒微，曹操性尚节俭，讲求实用，“不以儒学为务”，和当时儒家大族尚奢侈，重仪轨，高谈阔论的格调完全不同。不但如此，他还敢于公然向儒家思想发起挑战，“唯才是举”，敢于招募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曹操摈弃儒术而“好法术”，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他属于注重实效的法家一类的人物。蜀汉统治集团中的核心刘备等人亦实同于寒族;诸葛亮“刑法峻急”治蜀以救刘蔫、刘璋等施用儒术带来的暗弱、松弛之弊，其手段亦近于法家。故陈寅格先生说，“魏、蜀两国施政之道相同”，都大大有别于东汉时期。

    吴的统治基础源于江东具有武力的豪族与江东大族的结合，吴国的统治集团性豪奢，好囤积财货，其政治组织形式及社会风气都与西晋类似.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吴与西晋的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要高于曹魏和蜀汉。西晋的政治文化更近于曹魏之前的东汉，物质上极为繁华、奢靡和腐败。因而，我们可以大约地说，蜀汉的政治制度则近于曹魏，而吴的近于西晋。因此，魂瓶作为一种高度复杂的专用明器流行和发展在吴、西晋时期，与这两个时代统治集团所施行的政治制度是不无关系的。

    在对待丧葬制度的态度上，曹魏的曹操父子以及蜀汉的诸葛亮都是薄葬的著名倡导者。曹操遗命薄葬，云“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其子曹王实行更为严格的薄葬，其《终制》云:“无为封树，无立寝殿·····一以瓦器”，几乎把汉代以来的丧葬仪轨一应废除;此外，曹王为了严厉责成后代将他如愿薄葬，不惜发出威胁和重誓，“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这种严格和急切的薄葬愿望不是节俭能完全解释得通的，他在诏书中亦提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因此这恐与汉末以来发家盗墓成风有一定关系。

    吴和西晋的社会风气更倾向于崇尚厚葬。入晋之后，复倡导名教，经济亦有了较大的恢复发展，豪奢之风兴起，厚葬现象又多起来。西晋时期虽然表面上遵从曹魏溃制倡导薄葬‘，但实际并未严格施行，史料记载中西晋皇室对臣下治丧赏赐多甚丰厚。尤其是“凶门柏历”之类具有特殊风俗特的厚葬形式得到了充分发展。中原地区西晋的随葬品较曹魏为丰厚，但总体上较之汉代有所抑制。晋代有不少厚葬的例子，如王导、温娇、都鉴等人皆厚葬。有平吴之功的浚在公元285年去世，“葬柏谷山，大营荃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别开一门，松柏茂盛”，极尽哀荣。吴重淫祀，无疑是主张厚葬的。如孙皓丧其左夫人“大作家，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内家中以为兵卫，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称计·。·…国人见葬太奢丽，皆谓皓己死，所葬者是也。”吴中期以后陶瓷类专用明器的制作发达。进入西晋，江南的墓葬和明器的奢侈程度“普遍高于中原地区”。在这种社会风俗的大背景下，魂瓶盛行于吴、晋时期或可得到更充分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