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的墓地风水观念，在汉赋创作中同样也有所反映。张衡的《家赋》可以称得上是汉赋在墓地风水描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家赋》篇幅不长，兹录全文如下:

                    浏家港陵塔,上海公墓

        载舆载步，地势是观。降此平土，险彼景山。一升一降，乃心斯安。尔乃rs}巍山，平险陆，刊莱林，凿盘石，起峻垄，构大撑。高冈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坛，罗竹藩其域。系以惰隧，洽以沟读。曲折相连，逸靡相属。乃树灵木，灵木戎戎。繁霜峨峨，匪雕匪琢。周旋顾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绳，正之以日。有觉其材，以构玄室。奕奕将将，崇栋广宇。在冬不凉，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处。修隧之际，亦有掖门。掖门之西，十一余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车之道，交通旧馆。塞渊虑弘，存不忘亡。恢厥广坛，祭我兮子孙。宅兆之形，规矩之制，希而望之方以丽，践而行之巧以广。幽墓既美，鬼神既宁，降之以福，于以之平。如春之卉， 如日之升。

    《家赋》被收录于《古文苑》，章樵注曰:“古者不预凶事家扩，卜葬而后穿筑。至春秋时，晋文公有功于周，请隧，弗许。曰:‘王章也。’释者云:‘闻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礼也。’晋文以此为请，则预为家扩矣。汉之人主多预为陵庙，则士大夫必有预为家兆者。详观此赋，其平子预为筑之家邪?”+}o章樵推测《家赋》所描述的，应当是张衡生前特意为自己选择墓地并预筑家扩的情形。《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李贤注曰:“西鄂，县，故城在今邓州向城县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缓之文也。”章樵所谓《家赋》乃“平子预为筑之家”这一推论，还是比较可信的。当然，《家赋》也有可能与《归田赋》一样，完全就是张衡的想象之辞。

    《家赋》开篇即云:“载舆载步，地势是观。降此平土，险彼景山。一升一降，乃心斯安。”费振刚《全汉赋校注》注曰:“舆:指堪舆。迷信术数的一种，俗称‘风水’，应用于勘察住宅基地或坟地的形势。两汉时期堪舆并不是用以指代风水，因此将“舆”直接解释为“堪舆”似乎不妥，极有可能违背了张衡的原意。此处的“舆’，应该指的是车子。开头的这几句话，是在叙述作者察看地形、确定墓地的过程:时而乘坐车子，时而徒步行走;先是下到了平地，后又登上了高山。经过反复观察，最终选定了自己满意的墓地。作者仔细勘察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寻找所谓的风水宝地。

    接下来，《家赋》对于墓地周边环境的描写，则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风水意识。古代的坟莹，亦称之为“垄’夕;而“撑”则是古人套在内棺外的大棺，或以木材为之，或由砖石砌成。在中国传统的风水信仰中，人们一直将山与水视为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相信有山有水的地方，才能够积聚天地之灵气，成为风水宝地。赋作家通过“rs}巍山’夕、“凿盘石”来“起峻垄’、“构大撑”，其坟墓肯定是依山而建的。尽管作者在赋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水，但是从“下有直渠’、“舟车之道”等语来看，坟墓附近应该会有水源存在。可见，张衡所选的墓地，依山傍水，这与古人的风水理念是一致的。

    “高冈冠其南，平原承其北’，章樵注曰:“枕南而向北”。在作者的心目中，墓穴的南面是隆起的高冈，北面则是开阔的平原，葬于此处，枕南而向北，南面高高的山冈恰好就像自己戴在头顶上的冠一样。汉人认为地势高而又宽敞的墓地，才会具有好的风水。如《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家，良然。韩信尚为布衣之时，其母亲去世，尽管家贫无以为葬，但是韩信还是特意选择了一处“其旁可置万家”的“高敞地”来安葬自己的母亲。再如《后汉书·冯衍传》记载，冯衍的《显志赋》，其正文前面还有一段相当于序文的“自论。冯衍在“自论”中说:“先将军葬渭陵，哀帝之崩也，营之以为园。于是以新丰之东，鸿门之上，寿安之中，地势高敞，四通广大，南望哪山，北属径渭，东瞰河华，龙门之阳，三晋之路，西顾鄂 ，周秦之丘，宫观之墟，通视千里，览见旧都，遂定莹焉。李贤注曰:“奉世为右将军，即衍之曾祖，故言‘先将军’。渭陵，元帝陵，在长安北五十里。哀帝义陵在长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义陵莹中，所以衍不得入葬而别求也。”}sy可见，与韩信一样，冯衍亦是把“地势高敞”作为选择墓地的重要标准。又《汉书·陈汤传》记载，汉成帝原本已建初陵，后来又听从陈汤的建议而另起昌陵，结果数年未成。群臣反对营造昌陵，主张还复初陵，他们声称:“故陵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绪，宜还复故陵，勿徙民。显然，大臣们在劝说汉成帝时，同样也是将“处势高敞”作为“还复故陵”的一个重要理由。张衡所选中的这一墓地，南枕高冈，北临平原，地势高敞，视野开阔，完全符合汉人的墓地风水观念。

    “乃树灵木，灵木戎戎’夕，章樵注曰:“树之灵木，所以识荫。戎戎，盛貌。灵，善也。”}s6」此处的“灵木’夕，应该是指种植在坟墓四周的青松翠柏。“繁霜峨峨，匪雕匪琢”，意思是说，到了冬季，墓园中的松柏披着一层厚厚的白霜，显得格外庄严肃穆，这种景象可不是人工雕琢出来的。“周旋顾盼，亦各有行”，意思是说，无论从哪个方向来看，墓园里的树木都排列有序、整齐成行。《太平经·葬宅诀》云:“欲知地效，投小微贱种于地，而后生日兴大善者，大生地也;置大善种于地，而后生日恶者，是逆地也;日衰少者，是消地也。可见，汉人认为墓地周边的草木长得是否茂盛，乃是衡量其风水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实际上，在汉代的风水信仰中，不管是死者的墓地，还是活人的住所，人们对于其地表植被的生长状况都极为重视。在汉人看来，只有那些地表植物长势良好的所谓“生地”，才有可能成为风水宝地。后世的堪舆家将“郁草茂林”作为判定一个地方风水好坏的重要标准，便是源自于汉人的这种风水理念。汉人的这一风水理念，在汉代京都赋中也有所体现。如扬雄《蜀都赋》云:“禹治其江，停皋弥望，郁乎青葱，沃塾千里。再如杜笃《论都赋》云:“《禹贡》所载，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隔弥望。保殖五谷，桑麻条惕。滨据南山，带以径、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 }s9}张衡《西京赋》又云:“尔乃广衍沃野，厥田上上，宴为地之奥区神皋。”}60}《家赋》关于“灵木”的这段描写，其所反映的正是汉人这种风水观念。

    “宅兆之形，规矩之制，希而望之方以丽，践而行之巧以广’夕，意思是说，墓地的地形、陵墓的建筑都完全符合规矩，从远处望去，整个墓园显得方正而又华丽;走到近旁再看，则发现它巧妙而又广阔。“幽墓既美，鬼神既宁，降之以福，于以之平’夕，意思是说，陵墓那么幽美，鬼神安居在这里，一定会降福于子孙，让他们永享和平。张衡的这种思想意识，与《太平经·葬宅诀》所称“善地则魂神还养”这一墓地风水观念显然也是一致的。

    《家赋》的结尾，是作者如诗如画般的深情赞美:“如春之卉，如日之升。”在张衡的眼中，墓园如此美好，就像那春天的花卉，又像那初升的朝阳，蕴含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乐生而恶死，本是人类的天性。坟墓则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是与死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留给世人的印象总是阴森、可怖、痛苦和绝望。但是，《家赋》却让读者耳目一新，我们从中感受到的并不是恐惧与忧伤，而是作者的惊喜、欣慰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张衡竟然能够产生这样的慰藉与希望，其心理支撑正是汉人的墓地风水信仰。

    总之，汉代尽管尚未出现风水之名，此时的堪舆亦非用以指代风水，但是风水信仰实际上已经开始盛行于世。两汉时期的宫宅及墓地风水信仰，在汉赋中皆有所反映。汉赋被视为“一代文学之代表”，而汉代又是风水信仰发生发展的关键时期。汉代的风水信仰，已是形成汉赋题材内容及意蕴表现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考察汉人风水观念对汉赋创作的影响，将会让我们对汉赋的认知变得更为全面，也更加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