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字季登，笃行孝涕，亦隐居不仕。(后汉书注:《谢承书》曰“少遭父母丧，致哀毁瘁，欧血发病。服闲，隐居林获，躬耕稼墙，倦则诵经，贫寥困乏，执志弥固，不受惠于人”也。)太守华欲礼请相见，固病不诣。汉末寇贼从横，皆敬u拼L行，转相约救，不犯其。建安中卒。徐)笃行孝梯，年少为父母尽心守丧，是以显名，他的礼行不仅得到太守的敬重，连寇贼亦相约不犯其间。这个事例足以说明从丧葬仪式中所产生的评价体系广泛深人民心，连流寇这种社会群体也敬重居丧尽礼的人。虽然大约同一时期的赵咨遗书批评当时社会盲口厚葬之风，认为“并棺合停，以为孝恺，丰货重楼，以昭侧隐; 并非是真心的孝行。但是这种已然深人人心的舆论评价体系并非尽是负面意义。如果不想隐居做逸民，那么生活在这种舆论评价体系之中的社会人，自然会受到它的制约，并会因为礼行不达而产生羞耻心。相较于西汉时期大量出现的因居丧无行而被弹幼废默的事件，东汉则鲜有其事。晋代丧服制度进人法律规范系统，也自然跟汉代社会丧葬仪式大有关联。

    虽然汉代社会对丧葬仪式的热衷有些超出了儒生原本的预期，产生了仪式流于表面化以及厚葬奢靡等负面的结果。但是透过丧葬仪式想要传达的礼教口的，却是很好地实现了。虽然社会上不可能完全杜绝不忠不孝行为的发生，但是通过丧葬仪式的教化以及其所建立的相关社会舆论评价体系，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制约。这便是礼教坊民的意义所在:重要的是愿意去实践的行动，以及将经典中的道德伦理融人社会，使民众乐于接受的结果。《礼记·仲尼燕居》:

        子张问政。子曰:“师乎，前，吾语女乎。君子明于礼乐，举而措之而已。”

        子张复问。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v醉，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兴羽、钥，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在孔子看来，礼乐真正的意义不是在礼仪细节和乐曲篇章本身，而是在社会大众普遍意义上的践行以及心理上的乐意接受与认可。汉代丧葬仪式在多种因素的促成下，可以说是冠、婚、丧、祭四种礼仪中践行最好的一种，社会的接受与认可程度也远超其他诸礼。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汉代丧葬仪式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