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z村的丧葬仪式为一个切入点,我们可以窥见其既有中国汉民族丧葬习俗的共性一一儒释道三教对之产生的影响,但又有自身的个性一一龙图腾崇拜、火神、夜歌与丧葬仪式之结合,呈现出地方性、民族性、原始性等特征。而这种共性和个性又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信仰仪式。因此,有必要分析丧葬仪式背后的宗教文化的揉合关系特点。
按照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观点,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在乡村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在宗教上,可以视儒释道为大传统,民间信仰为小传统。儒释道通常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国家权力色彩。它有官方的典籍,比较重视理论、宏观上的义理探讨,诸如灵与肉、生与死、善与恶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在制度与行为层面,它有一定的宗教组织制度,规定标准的仪式祭典,有专门的职业宗教人士。因而它呈现出统一的特点。民间信仰与之相对,它的信仰者为广大的民众,表现为对地方神灵体系的膜拜信仰,在行为上,没有标准的祭典,更多的是传统的巫术、仪式以及占卜等,由于与乡民生活的交融,它又包罗着众多民间文艺、风俗和表演因素。因而,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它信仰的民间神灵与祭拜仪式是一个区域范围内的民众所遵循的,是一个地方的信仰体系。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业文明,广大的村民占据着国家的主要人口,乡村是中国民众的主要生活单位,民众的结合原则是宗族、血源和地缘,农业生产是人们主要的生活形式。因而,汉族民间信仰形成了一切讲究实用,利用更甚于崇拜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个性。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亦强调统一文化的主导作用,它要求在广大民众中实现其“权力”,必然要将以儒释道为代表的宗教宗法思想从统治阶层下行到民间层面,从而在民众当中儒释道与和民间信仰发生结合,这造成了儒释道与民间信仰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并存并且它们互相渗透和吸收的现象。
上海公墓,太仓公墓,上海墓地,刘家港陵塔,

儒家对待鬼神的态度可概括为“敬鬼神而远之”,儒家并不否定鬼神信仰的社会作用,而是将之导入到道德教化的轨道上来,在对鬼神的祭祀活动中培养虔诚之心,培养社会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儒家突出宗教的道德和心理作用,把神道归属于人道,提高人的主体地位,突出人文主义精神。荀子也持类似的观点,“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儒家积极强调鬼神祭祀的礼乐教化功能,并没有彻底批判神秘主义的存在,并在实践层面上允许的祭祀活动的进行。后世的宋明儒家也对鬼神信仰采取温和批判的态度。朱熹有语,“鬼神,造化之迹,虽非不正,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轻以语人也。”在朱熹看来,鬼神事迹也是“理”的形态,由于常人不易明白,圣人也就不轻易言说。显然,儒家思想始终没有拒斥鬼神信仰,它发展了祭祀的道德维护作用,它给民众的利益诉求留下了自己的空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儒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古代长期作为官方价值的代言,儒教之教是为教化之“教”,目的是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与民众超越日常生活的精神需求不能构成和谐供需关系。“儒教浓厚的道德宣教意味着无法满足基层民众的精神需要。”故而,原始宗教的超越日常生活的“巫魅”因素并没有随着儒家的主流地位而消失,它们在民间信仰体系中沉淀、保留下来。
佛教和道教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亦密不可分。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来源于古代民间信仰,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鲜明的民间信仰文化特征。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的根抵全在道教”,虽然是批判国民劣根性而提出来的,但是确实反映了道教在中国民众中的广泛影响。不同于儒教的偏重伦理特征,道教是与民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重视鬼神信仰的宗教。“道教诸神原本在民间流行,后来被道教纳入自己的信仰中来,使其成为道教神仙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道教又利用自己的优势使这些经过道教神仙化的神灵返回到民间,更深更广阔地影响民间的祭祀活动。”道教的科仪活动也成为民间信仰中“驱魔降妖”的主要质料,道教与民间信仰界限日趋模糊。同样,佛教自传入中国就开始了与民众生活交融的过程,佛教神灵广泛存在于庙堂、村野之中,成为大家热衷膜拜的对象。
儒释道强调统一的格局,民间呈现出地域上的差异性,但是它们并不是相对的,而是处于互动之中。这与中华民族具有多民族、多族群的特点密不可分,它们自己固有的信仰风貌,以及互相之间的交流、影响,致使中华大地上的地方信仰异彩纷呈。有学者指出,湘南历史文化的主线有三条:一是以火神崇拜为源头的祭祀文化演变史;二是以神农炎帝为标志的农耕文明进化史;三是以南蛮血性为基因的湖湘文化发展史。湘南地区的历史深深烙上了以上三种文化的痕迹,且此三种文化并非各自独立处于社会生活之外,而是与该民众鲜活的生活水乳交融,互为借鉴。仪式现象都是根植于一定的思想文化土壤中,并在具体的时空中展演。丧葬习俗不可例外深受儒释道的影响,并汇集了具体地区极具地域色彩的文化思想和宗教情感,并在具体的丧葬仪式实践上表现出揉合的特点。湘南地区的乡民正是依靠这种文化情感调适和维系着该地区的血缘、地缘关系和社会关系,支配着人们对死亡的认识和行为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