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礼仪之争事件中，罗马教廷的态度亦多次转变。1643年，多明我会会士黎玉范(J.B.de Morales)返回欧洲，向罗马教廷传信部提出十七个关子中国礼仪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政府举行之祭奠;是否可以参加祭孔典礼及丧葬拜祭之仪;是否可以参加祭拜祖先牌位之典礼及举行其他祀祖仪式;在对中国人举行洗礼之时，是否告其天主教之教义绝对禁止敬拜偶像及举行其他祭典;等等。1645年9月，罗马教廷经教宗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批准，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但是，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us,1614-1661)于1651年再次到罗马向教宗申辩，五年后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决定准许耶稣会士按照他们的理解参加祭祖祀孔等活动，只要不妨碍教徒的根本信仰。
1704年，因为颜挡七项禁令的提出将礼仪问题激化，或许也因为教廷方面被长达半个世纪的礼仪之争所困扰，教宗格勒门德十一世颁布救令，中国礼仪被正式裁定为是一种异端宗教活动，应予禁止。其中规定有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人教之人，不许做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并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凡人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子庙行礼。或有新上任之官，并新得进士，新得举人生员者，亦俱不许人孔庙行礼;凡人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凡人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或本教与别教之人，若相会时，亦不许行此礼。凡人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又指牌位上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名字等气
1715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XI)又颁布“自登基之日”(the Bull Exilladie )的通谕，重申必须绝对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则将受逐出教会的处罚。所有传教士必须宣誓服从。1721年，耶稣会士在罗马教廷特使嘉乐(Carlo Ambrosius Mezzabarba)来华宣布“自登基之日”谕旨时附加了八条变通的办法，准许教友家中供奉祖宗牌位，但牌位上只许写先考、先批姓名，两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叩头;准许在丧礼中焚香点烛，但应当声明不从流俗迷信;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供陈果蔬，但应当声明只行社会礼节;准许新年和其他节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头，等等吼
1735年，教宗克莱芒十二世(Clement XI-I)认为“嘉乐八条”与教义不合，宜布废除。174 Z年教宗本尼狄克+四世(BenedictXIV)颁布“自从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重申“自登基之日’禁约。该通谕还禁止在华传教士讨论“礼仪”问题。自此到1939年，长达300多年的礼仪之争持续蔓延于中国社会。到} 1939年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才修改了之前那些教宗颁布的“绝对”禁令，发布“众所皆知”(Plane Compertum Eat)通谕，允许教徒参加祭孔仪式，可以在教会学校中放置孔子之肖像或牌位，并容许鞠躬致敬;如果教徒必须出席带有迷信色彩的公共仪式是，必须抱持消极的态度;在死者或其遗像、牌位前鞠躬是被允许且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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