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的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场争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而展开:是否可以用“天”“上帝”来翻译天主教中的主宰真神;祭孔之典是否与天主教的教义不相违背、祭祖之礼是否与天主教的教义不相容;这些仪式是否有迷信成分、教徒能否参加。虽然是三个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彼此又有关联，挑战以“孝道”为中心的中国儒家封建社会。争论持续了半个世纪左右，罗马教廷为之两度派出使节来到中国，其对近代中欧关系影响之深，可谓难以估量。
在礼仪之争中，当时的福建宗座代牧、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挡(Charles Maigrot)扮演了重要角色。颜挡于1683年随巴黎外方传教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Fran?oisPallu,1626-1684)主教赴中国传教。·1684年方济各去世，临终前指定颜挡为中国传教区的总管。1687年，颜挡被教皇英诺森+一世(Innocent XI,1676-1689)正式任命为福建宗座代牧。六年之后即1693年，也就是著名的康熙容教诏令颁布一年之后，颜珍在福建长乐县发布了著名的有关的中国礼仪的七项禁令，要求福建各会传教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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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挡禁令的内容主要有7项:(1)禁用“天”“上帝”称唯一真神，只能用“天主”这一称呼;(2)严禁在教堂悬挂有“敬天”字样之牌匾，已挂之牌匾限时摘除;(3)不得以1656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r.1655-1667)的救谕为接口祭祖祀孔，因当时所依据的材料有问题;(4)不允许中国教徒参加每年两次的祭祖敬孔的仪式;(5)禁止教徒在家使用先人灵牌，在一时难以完全禁绝情况下，至少禁用“神祖”“神位”“灵位”等字样，而只写“位”字;(6)严禁传播那些能误导众人、促进迷信的言论;(7)不受古书中无神论和迷信内容的影响等。
颜挡七项禁令的发布，打破了当时在华各修会(传教会)的妥协，各会传教士反响很大。1694年，颜挡将禁令上呈教宗，两年后他升为主教，意见始得教廷之重视。教宗英诺森十二世把这一救令交给圣职部，委派四位红衣主教讨论有关问题。继任的格勒门德十一世(Clement XI,r.1700-1721)继续，终于1704年定夺有关中国的“礼仪问题”，颜挡的说法基本大获全胜，祭祖祀孔遭禁止，且为避免教外之人将物质之天与“天主”视同一体，传教士也被要求应完全禁用“天”和“上帝”等词。
颜挡发布如此七项禁令，与巴黎外方传教会巫欲扩展其在东方的势力范围枚关。同法国国王和法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与教廷传信部都希望取代或者压制由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保教权所支持的各传教会如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当巴黎外方传教会在逞罗发展比较顺利后，方济各于是带着颜挡来华发展。该会欲在亚洲各国建立其势力范围的企图心，或许是颜当提出七项禁令，激化礼仪向题的重要原因。而颜挡之所以将战场延伸至罗马，大概也是希望透过此举能以教廷的力量来压制受葡萄牙保教权支持的耶稣会，从而确立他在中国传教区的领导地位。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另外一位神父梁弘仁(( de Lionne )，则在欧洲为自己的教会呐喊助威。颜挡发布七项禁令之后，也在福建传教的梁弘仁立即表示支持，还多次通过信函解释自己的立场和看法，更是与本会另一传教士李斐理(Le Blanc)一起同颜挡于1701年1月25日在福建长乐会面，商讨“礼仪之争”的应对措施，决定从他们三人之中选定一人返回欧洲，到罗马向教宗当面报告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事实和意见，结果梁弘仁被选中。在罗马逗留期间，梁弘仁不仅获得了教宗英诺森十二世的接见，还经常与圣部的枢机主教会面，让他们了解相关的中国礼仪问题，甚至请求教宗发布文告谴责耶稣会。因此，教宗对礼仪禁令的定夺，梁弘仁在欧洲的活动不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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