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在中国农业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冀朝鼎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冀朝鼎1981: 8)，并进一步指出，秦汉时期，“径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中下游”(冀朝鼎1981: 13)是整个封建王朝的基本经济区，其中，径水、渭水则是指关中地区，可见，关中地区在古代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之一。

                    浏家港陵塔,上海公墓,

    从农业历史的视角来看，关中地区同样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关中地区具有悠久的农业历史，最晚至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期己形成较为完整的农业结构，农业品种多元并取得较高的发展程度;此后，历经周秦等民族和国家的农业开发与经营，关中地区率先进入传统农业阶段，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达到了极高的农业生产水品与成就;周秦以来，关中地区逐渐形成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农业生产结构，十多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关中地区是古代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即“农区”，是封建王朝对全国进行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周秦汉唐的兴起，往往采取立足关中、尽收天下的战略。

    大体而言，可以将关中农业历史的重要地位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率先形成;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稳定结构;起于西北收于东南的经济基础……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期，关中地区的原始农业发展水平己经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目前所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以关中地区为其最重要的分布区。相关研究表明，陕西省目前“己发现仰韶文化遗址2040余处，其中关中地区最多，约占总数的60%;陕北延安地区约占28%;陕北榆林地区约占6%;陕南地区约占6%。仰韶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渭河及其主要支流径河、洛河流域，以及汉江上游、丹江上游等地区。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和洛河中游一带分布十分密集，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许顺湛2002)以关中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具有代表性的半坡遗址为例，其农业发展水平己经进入定居锄耕农业阶段。在半坡遗址中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且种类齐全的农业生产工具，其中包括有“斧、镑、锄、铲、凿、石刀、陶刀、磨盘、磨棒等，表明了从开辟耕地、琉松土地到播种、收割、加工，己形成了一整套的生产程序”(王秀娥1988);半坡遗址中，农业品种己经相当丰富，出土的实物包括以粟为主的植物种植业产品和以猪为主的动物养畜业产品，“在半坡遗址的Fz,   F3:的瓮、缸和F3。的室内小窖里都发现了被鉴定为粟的遗物，Hll5中所贮藏的粟多达数斗”(黄克映1986 ),“猪的骨骼在半坡灰沟、探沟、圆房等处各层中多有存在”(黄克映1986)……

    由上所述，可知关中地区史前时期己经取得了较高的原始农业发展水品，这些无疑为关中地区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率先形成提供了经济、技术与文化方面的基础。

    在中国农业历史上，从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过渡，以先周民族对关中地区的农业开发为其先导。相关研究业己指出，“先周农业上乘原始农业之余绪，下开传统农业之先河，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过渡时期。”(樊志民1990)《史记》卷4《周本纪》中记载，周人始祖后程弃在很小的时候，便“其游戏，好种麻寂，麻寂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稿焉。民皆法则之。”(司马迁1959: 112)表明先周族相地之术的发育与初步形成，是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的最初表现。

    西周时期是关中地区农业开发的重要时代，关中地区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步形成。以关中地区西部为例，参考刘军社(1992)《陕西宝鸡地区西周农业考古概况及其相关问题》一文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大体己经取得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农业成就:农耕作物品种有所增加，五谷或六谷的概念己经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选育良种的意识和方法;农业耕作技术取得极大提高，认识到了土地肥力与产出的直接关联，形成了休耕制度;在田间管理上，出现了中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同时，也产生了粮食加工、储藏的诸多技术……

    秦汉时期是关中地区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得以确立的时期，也是在整个古代中国范围内率先形成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时期。西周以降，秦人入主关中，继周人之后对关中地区进行了进一步的农业开发，从而使得关中地区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得以确立，其标志则为:由秦相吕不韦编著的《吕氏春秋》一书一方面代表了秦国(关中地区)农学的哲理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总结了秦以前中国农业科学的成就;以郑国渠为代表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出现表现出农田灌溉技术的极高水平;铁犁牛耕技术的出现与推广构成传统农业技术体系中的核心内容……

    综上所述，关中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至秦汉时期，经过数千年的农业发展与农业开发，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形成了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在中国农业史上具有极高的历史地位。

    周秦以来，以至汉唐时期，关中地区农业发展形成了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农业生产结构。基于“农以富国、牧以强兵”的农牧业功能，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具有对外防御、内部富庶的区域稳定性;牛作为典型的畜牧业产品，在铁犁牛耕技术产生的条件下，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也是替代人力劳作的重要畜力来源，农牧结合的产业结构具有有效维护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的产业稳定性。

    周秦民族皆有牧业生产的传统，且都是关中地区农业开发的主要群体，因此，周秦民族对关中地区的农业开发是这一地区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农业产业结构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从周人的历史来看，《国语》卷1《周语上》记载，“昔我先王世后程，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程弗务，我先王不宙用失其官，而自窜砖戎狄之间”(徐元浩2002:  3}4 ),《史记》卷4《周本纪》亦载，“不宙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程不务，不宙以失其官而奔于戎狄之间”(司马迁1959:112)w…正是由于周人与戎狄的杂处经历使得周人本身便拥有了进行牧业生产的技术。《诗·大雅·锡》记载，“古公宜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程俊英和蒋见元1991: 760)，可见，周人己经掌握了戎狄的骑乘之术。从秦人的历史来看，同样具有进行畜牧业生产的传统，秦人早期首领非子便是以牧马之术而被周天子委以重任的。“孝王召使非子主马于沂渭之间，是秦人第一次越过陇山东向发展”(樊志民1997: 11)，从而也开启了秦人经略关中进行农业开发的序曲。总之，周秦民族对关中地区的农业开发，为关中地区形成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农业生产结构提供了重要基础。

    汉唐之间，北方少数民族数度南下，将畜牧业技术带入关中，使关中地区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农业生产结构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时期，“关中并不是只存在单一种植业。养殖业也是相当兴旺……关中良好的水草等自然条件，有便官私繁育大牲畜。”(张泽咸2003: 60)至唐代时，关中地区在种植业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虽然《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曾有“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为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槽东南之粟”(宋祁等1988: 221)的记载，很多人以此为由认为唐代时关中农业逊色于前代，然而，这一时期的关中地区，“培育出了优质粮食品种，粟、麦在关中轮作复种的实施，水稻田的优先发展，这都是前代所难见到的，因而很难说唐代关中农业落后于前代。”(张泽咸2003: 80)在此基础之上，关中地区畜牧业也同样有所发展。唐代时的关中地区，“存在不少宜牧场地……民间养牲也很盛”  (张泽咸2003:  8081)。

    综上所述，关中地区在周秦时期，便己基本形成了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农业生产结构，并且在汉唐之间，这一农业生产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巩固。

    伴随关中地区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率先形成，以及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稳定结构逐步形成与进一步发展巩固，关中地区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农区之一。传统中国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在古代成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关中农区的农业生产为古代中国诸多王朝立足关中而统一全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为周秦汉唐时期以关中地区为京裴重地提供了重要支撑。因此而言，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为古代王朝“起于西北收于东南”提供了经济基础与支撑，突出体现了关中地区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经济地位。

    周人和秦人都以经略关中进行农业开发为其统一全国的开端。对此，顾领刚曾将秦国强大的原因归结为“得周王裴之西部(关中)建立大国”(顾领刚2005:57)，可见关中地区经济实力之强。史书上有很多关于关中富庶的记载，例如:《吕氏春秋》卷26《士容论》载，“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吕不韦2002: 1719)，可见秦国(即关中地区)生产水平非常高，超过了一夫耕作供养五口之家的水平;司马迁在《史记》卷29《河渠书》之中对郑国渠及关中进行评价，“渠就，用注填阔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司马迁1959:1410)，之后，又在同书卷129《货殖列传》之中亦载，“关中之地，砖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司马迁1959:3269)，可见关中地区在整个中国范围内经济实力之强盛。

    由此，周秦以来一直至汉唐之间，关中地区都是能否对整个古代中国进行有效统治的关键性地区，尤其对周秦汉唐等王朝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此，冀朝鼎作了极为精辟的解释，因为“郑国渠为陕西中部地区的灌溉系统打下了基础……使陕西中部(即关中地区)成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区……经过秦国的经营管理，郑国渠成为征服其他国家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秦灭亡之后)汉朝作为一个统一中国的新统治者出现了，它把从秦朝那里取得的基本经济区一一关中，作为其证权的地理与经济基础。”(冀朝鼎1989:  6667)由此可见关中地区对秦汉国家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以引申地看出古代中国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奠都于关中地区的原因。

    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对中国古代社会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延续了极长的历史时段，直到唐代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的时候，才有所动摇。尤其是在中唐之后，关中地区接连遭受内外战祸，加之人口骤增带来的耕地不足与由此导致的过度开垦，农业生产的地位逐渐下降。

    宋代建都开封，对关中地区重视远无法与唐代相提并论。郑国渠其时己“全废不可复”(脱脱和阿鲁图1975: 834)，白渠亦己经灌溉面积“不及二千顷”(脱脱和阿鲁图1975: 837)。至元代时，关中地区农业生产进一步衰落，史载“渠呕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人虽欲种漪，不获水利”(宋镰和王伟1976: 1625)。关中地区灌溉系统遭到破坏，农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到明清时期，关中农田水利出现了小型灌溉工程普遍开展，仍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发展区。

    综合上述论述，对于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历史可以作如下概括:关中地区在中国农业历史的发展历程中，率先形成了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关中地区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农业生产结构，具有稳定性质;关中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具有领先地位，是封建王朝建立之前得以统一全国的经济基础，也是其建立政权后能够掌握全局对整个中国进行政治统治经济基础，因而在中国农业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简言之，关中地区是中国传统农区的典型。

    结合本研究第二章的论述，关中丧葬文化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具有鲜明特点的阶段:其一为先秦时期，构成丧葬文化的诸因素逐渐起源并获得进一步发展，并在相互合流的过程中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丧葬文化体系;其二为秦汉隋唐时期，关中地区丧葬文化的国家文化性质得以凸显，尤其以皇陵为其典型代表，使得关中地区丧葬文化成为整个古代中国深具典型性的丧葬文化体系;其三为唐宋以后，关中丧葬文化获得了一次区域性发展的机会，同时受到传统文化、宗教活动、移民迁徙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成为一支深具区域性特色的丧葬文化体系。

    总体而言，关中地区农业历史与丧葬文化的发展演变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关中地区丧葬文化的形成过程与农业历史上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转变相始终，与关中地区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相同步;关中地区丧葬文化成为整个中国典型代表的时间，与关中农业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得以形成、起于西北收于东南的经济基础得以确立的时代大体相同……因此，可以认为关中地区农业历史的发展演变与丧葬文化的发展演变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进一步来讲，正是关中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演进为关中地区丧葬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产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