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先秦时期的丧葬制度存在“由质趋文”这一转变，但是与之相应的丧葬观念却不是与之相互对应而逐渐发展的。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一方面，外在的丧葬仪节经历着“由质趋文”的转变，但是春秋以降礼坏乐崩，诸侯国君乃至卿大夫越礼的事情不胜枚举，体现在丧葬观念上则是厚葬成风，远远超过其应有的规格。例如《礼记·檀弓》载:

            上海壁葬,浏河公墓,上海周边公墓,上海市公墓,

    “公叔文子升于瑕丘，莲伯玉从。文子曰:‘乐哉，斯丘也!死则我欲葬焉。’莲伯玉曰:‘吾子乐之，则缓请前。”’

    公叔文子为春秋时卫国大夫，卫献公之孙，此段中文子看到瑕丘后，希望死后可以葬于此处。郑注云:“刺其欲害人良田”，可见瑕丘当为可耕之良田，依礼是不可以葬于此处的。

    又如:

    “陈乾昔寝疾，属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则必大为我棺，使吾二脾子夹我。’陈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杀”。

    陈乾昔，其人不可考，但是根据此段经文所载，他既然有二妾，则其身份至少应在大夫以上。他希望死后可以用大一点的棺，并且让两个妾同棺为其陪葬，很显然是不符合礼制的，因此他的儿子最终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去施行。

    另一方面，外在的丧葬仪节虽然在不断增益，但

是在具体施行过程中，仍有不少早期的丧葬观念被

保留了下来。《礼记·檀弓》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成子高寝疾，庆遗入，请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则如之何?’子高曰:‘吾闻之也: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纵生无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人乎哉?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成子高即上文言及的齐国大夫，其思想源出何处虽无从考察，但是从与之相关的几段文字来看，他节葬崇简，似乎有点接近墨家。墨子的十大主张里有“节用”“节葬”两项，与成子高所言正同。这段内容是讲成子高在弥留之际，家臣庆遗向其询问死后之事。此段中值得玩味的是成子高所言的最后一句，他说“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郑玄注云:“不食，谓不垦耕。”吴澄的《礼记纂言》在郑注基础上进一步申说，认为:

    “不食之地，谓其地不可种五谷，以供民食者。子高自谓生而不能利泽于民，是无益于人也。若死而葬人所垦耕之地，以妨五谷，是有害于人矣。故欲择不可耕之地而葬焉。”

    不食之地是指不可耕之地，因为死者如果用可耕之地下葬，势必会影响到耕种，从而有害于人。成子高不愿行此“无益于人”之事，所以才如是说。这与上文所言公叔文子死后欲葬瑕丘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当时侵占耕田用以下葬已是常有之事，这与丧葬礼中所蕴含的礼义显然是不相一致的。而成子高所言的葬于“不食之地”则似乎更贴近礼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