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挽歌不能算作娱尸，其原因是:首先，挽歌与痛哭一样，是人们触之于心自发而为，其发生过程，恰如《乐记》所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因此，挽歌实乃在世者对死亡现象的正常反应，并非刻意乐鬼乐魂之行为。其次，早期的挽歌曲调当以悲凄为主，没有任何快乐因素。且不说《诗经·寥羲》中“哀哀父母，生我动劳”“无父何估，无母何恃”等诗句充满悲苦之情，后世相关记载也可以确认挽歌为悲凄曲调。谁周《法训》云:“盖高帝召齐田横至于尸乡亭，自纲奉首，从者挽至于宫，不敢哭而不胜哀，故为歌以寄哀音。”挚虞以为“挽歌因倡和而为摧枪之声，衔枚所以全哀，以亦以感众，虽非经典所载，是历代故事。《诗》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为名，亦无所嫌。”同书亦称挽歌“声哀切”“音曲摧枪n。  唐人白行简传奇《李娃传》中荣阳生和人比赛唱丧歌，“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燕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威秋掩泣”。他还没唱完，听众就被他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些材料均可说明挽歌的曲调确以悲凄为主。

    在高原侃看来，丧葬用乐之所以称为娱尸是因为“竟无哀戚之情甚”，意思是说，衡量用乐是否为“娱尸”还需看其所营造的精神氛围。因为儒家丧葬的主导观念是以“哭丧”来表示孝道、以

慎终追远为先，不容轻忽于其间，更不能流露出任何的不恭敬。儒家丧葬禁乐的原则实是建立在此种基础之上，其经典《礼记·檀弓》中所规定的“望枢不歌;人临不翔……邻有丧，春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也好，“居丧不言乐”也罢，其实都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对于具体情况，又显示出通达权变的一面，对于挽歌就是如此。《礼记·檀弓》(下)中的一则材料颇能说明问题: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棒。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

    原壤的母亲去世，他本该哀哭，可原壤却当众跳上母亲的棺木，大声歌唱。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与大度。在孔子的宽容背后隐藏着这样的事实:挽歌虽然违反了儒家丧葬不得用乐的规定，却并没有破坏儒家所提倡的庄重肃穆的原则，因为挽歌曲调悲凄、催人泪下，其实际功能与儒家“哭丧”相差无几。所以，后世鲜见对挽歌大加伐挞，反而在汉代时被列人丧制，成为送终之礼。“东汉时，挽歌被列人丧制。《后汉书·礼仪志》:‘(登遐)中黄门、虎贵各二十人执拂。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候司马承为行首，皆衔枚。羽林孤儿，《巴俞》摧歌者六十人，为六列。铎司马八人，执铎先。’当时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送死时普遍的使用挽歌。此后用挽歌更显平常，《颜氏家训·文章》说:“挽歌辞者，或云古者《虞殡》之歌，或云出自田横之客，皆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