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以来，理学家抬高，神话“天理”，贬低，蔑视人的自然欲求，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宋儒们认为“天理”至高无上，统领一切，而“人欲”迷惑人心，引导人走向罪恶，是一切罪恶的源头。这种观点和宗教所宣扬的如出一辙，佛家提倡精心修行，断绝尘埃，断灭欲望，达到六根清净，无欲无求的“涅梁”境界;道家追求长生不老，升天成仙，而清心寡欲正是修炼的不二法门。理学家由儒家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出发，吸收了宗教禁欲主义的成分，形成了为封建专制服务的理欲观。这种理欲观，迎合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在文化领域蔓延扩散，逐渐成为了禁锢人们头脑，束缚大众思想的精神枷锁，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傅山举“反常之论”猛烈抨击理学的禁欲主义，大胆提出欲乃人之本性，人欲天然合理的理欲观。

    傅山认为，私欲是人之为人的内在属性，是人的自然需求，一切活着的人如果离开了这种本能的需求是不可能的。他在释“贼”字时说:

        “贼”字本从则从戈，则声。俗作贼，遂谓贝戈贼矣。然则本亦从贝，传毁则为贼，于则而加戈焉。即毁则义也，不同声而同义，义亦可通，即不合六书，与义固无害也……见贝而兴戎心，无论亲疏皆有之，读书人之犹不免焉!”

    “贝”是我国历史上较早的货币形式，是用于物品之间交换的媒介，因此“贝”可以通有无，拥有了“贝”就意味着，可以用之换取其他人所欲求的东西，因此人人见“贝”都想拥有，“见贝而兴戎心”因此蕴藏着大动干戈的可能性。不管亲、疏远近都有满足私欲的愿望，即便是那些所谓知礼达理的读书人，自命清高的“理学家”们也不例外。他还谈到:“私者，天也。”“天下之利弗能去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明确认为私利自然存在着，私欲乃“天”生，要想人为的去掉谈何容易。他认为，在这私欲个问题上，理学家比不过佛学家坦率:“……所谓儒者之不济事也。释氏说断灭处，敢说个不断灭。若儒家似专断灭处做工夫，却实实不能断灭。”佛学与理学都主张禁欲，但佛学家首先承认人是有欲念的，七情六欲人皆有之，因此制订了繁琐的清规戒律来以此禁欲。而理学家却要求人们“断灭人欲”认为人欲“险恶”，去之为甚，岂不知人若毫无人欲之私，那么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端端庄庄地坐在庙里的泥胎塑像，是没有生命可言的，更何谈有什么邪念，哪有什么人欲?他指出人欲是人天生的本能属性，是自然产生的。他拿动物作比较，他说:“新念白崖山御周白鹃哀鸣坠海事，令人痛激，吾常道及，便泪出也。至情至性，何必在人，禽鸟尚矣。”③禽鸟尚有“至情至性”又何况于人呢?